了《红军长征记》的回忆录51篇，诗1首，附表3份和4篇综述文章。4篇综述文章是：陈云（化名“廉臣”）的《随军西行见闻录》，1936年发表于中国共产党主办的巴黎《全民月刊》，当年在莫斯科出版单行本，国内首次发表是1949年6月上海群众图书公司的版本。当年为了方便在白区流传，陈云在文中假托一个被红军俘虏的军医，以第三者身份客观、详细地介绍了红军长征的经过。因他中途执行新的任务，所以只写到飞夺泸定桥为止。杨定华的《雪山草地行军记》和《从甘肃到陕西》两篇文章，1937年连载于中国共产党主办的巴黎《救国时报》。解放区的东北书店曾于1948年11月出版了《雪山草地行军记》的单行本。仿照陈云的笔法，作者假托一个被红军俘虏的报务员，介绍了长征后半程的情况，是对陈云文章的补充。这三篇文章全面反映了长征的全过程。其中不少情节是作者亲历，翔实感人，与其他回忆文章同样具有第一手资料的价值。然而，编者有感于《红军长征记》反映的是红一方面军的情况，没有包含二、四方面军的长征，在书中又附加了缪楚黄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概述》，将长征经过做了一个全面的描述。

（二）

随着这些年来长征研究的深入，有关长征的回忆录、史料、研究著作相当广。我们为什么要重新整理出版这部《红军长征记》？它的价值何在？

第一，它是长征最原始的记录。研究历史的人都有这样的感受，最原始的记录往往最接近历史事实，而以后的记载往往走向两个方向：一是随着档案的披露，历史事件从表象到内在都逐渐清晰；二是为尊者讳，只宣扬胜利而掩盖曲折困难，使历史偏离了本来面目。《红军长征记》是亲历者的回忆，其真实性是无可置疑的。例如，长征的过程是以毛泽东为首的正确路线与“左”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进行错综复杂斗争的过程，当初撤离江西苏区时是没有明确方向的。董必武在《出发前》中说：“我们向陕甘前进，还是到川西后才决定的，假使在出发前就知道要走二万五千里的路途，要经过十三个月的时间，要通过无人迹无粮食的地区，如此等类，当时不知将作何感想。”长征初期红军在通过敌人封锁线时，遭到前后的围追堵截，形势十分危急。张爱萍的《从两河口到马蹄街》描述红三军团4师行军中边走边精简行李，夜晚休息时又遭到敌人的袭击，费了很大力气才夺回阵地，掩护大队突围的情景，读来如同身临其境。莫文骅的《在重围中》记述了渡湘江那段惊心动魄的战斗，头上有飞机轰炸，后面有追兵，红军队伍被打乱，自己的马也险些丢失。然而红军凭着顽强的精神，强渡湘江，摆脱了敌人。童小朋的《残酷的轰炸》记述了红军在四渡赤水行军中遭受敌机轰炸的悲惨场面：“走到被轰炸的地方，真是使人目不忍看，耳不忍闻，炸伤的同志是在辗转反侧地叫痛，是在可怜地哭啼，是在要求同志们对他的帮助。他们手足断裂了，头脸破烂了，身体炸伤了，他们的鲜血仍在不断地流，然而在同志们安慰时，仍表现他们为革命的决心，不因其负伤而稍减其坚决的志气，相反地更加痛恨我们的阶级敌人。”这些真实的记录说明，长征绝不是轻松的漫游，而是生与死的搏斗，是用鲜血和泪水、汗水交织的战斗历程。感受这些叙述，才会使后人对长征有一个真实的认识。

第二，历史是人创造的，长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创造的英雄史诗。《红军长征记》的每一篇回忆都体现出红军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和与艰苦的自然环境作斗争的豪迈精神。在艰苦的岁月里，正是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的优良作风，使这支队伍完成了二万五千里的壮举。舒同的《芦花运粮》描述了红一军团2师直属队克服种种困难，运送粮食救济冻饿交加、危在旦夕的6团指战员。当他们及时地将粮食运到时，6团的同志们激动万分。莫休的《松潘的西北》记述红军过草地时，大家相继绝粮。罗荣桓、贾拓夫把自己最后的麦粉贡献出来，煮面汤让大家分享。而莫休宁肯在泥泞的草地中步行，也要在马背上驮一捆柴，宿营时依靠点燃的小火堆，大家一起度过那潮湿寒冷的黑夜。这些回忆录中没有什么豪言壮语，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那么平常，在苦难中显示出灵魂的纯洁和升华。将伟大融入平凡，无疑是红军精神最突出的体现。

第三，《红军长征记》的价值体现在各个方面。红军经过的许多地方是人迹罕至的荒凉地带。沿途的地理、气候、民俗、生活、交通、村镇等多种情况，是红军首次记录的。这使我们大开眼界，不仅了解到红军长征中的战斗行军，而且了解到许多过去没有文字记载、鲜为人知的情况。童小朋的《禁忌的一天》讲述了红军在广西边界地区翻越高山时体验“瘴气”的经历，破除了千年来的迷信。冯文彬的《从西昌坝子到安顺场》生动记录了凉山彝族生活的情况，以及刘伯承总参谋长与小叶丹结拜兄弟的民族团结场面。谢觉哉的《卓克基土司宫》生动地描述了藏族官寨的建筑特色，以及藏族生活和接受汉族文化的情况。尤其值得重视的是红军长征的《里程表》，其中多数地名都是首次记录，当年的地图上并无记载。今天经过考证才知道，有些地名并不准确，是行军时向当地人询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