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银钱的兑换比，从根本上杜绝了银、铜钱汇率的波动对百姓的再次盘剥。

当然，也杜绝了明清时期杂税的最大税源“火耗”。

虽然现在发行一些地方居然还在动歪脑筋，等南边徽州府事件查实后，重惩之外肯定还要强调禁绝此税。

但民间的高利贷，确实还是个大问题，提升大明百姓“幸福感”最大的阻力。

高昂的利率，不但摧毁了明朝农村的一般生产和生活，加速了小生产者的破产过程，还剥夺了商人因经商和经营手工业而产生的资本，使它们不能融入到手工业和商业的扩大经营中。

大明此时已经出现几个主要的商人团体的家乡，大多是地狭田少的贫瘠之地，种田不足以谋生，所以才有很多人去从事手工业和商业。

但他们在赚钱之后，又习惯将积蓄投入到家乡的土地上，一则是购买田产，而则是放贷收息，这就又回到了传统的地主加债主模式。

公正的说，在国家没有对农业有力的扶持之前，这些贷款是农村生活中必不可缺的部分。

但高利息在剥夺农民财产的同时，也推高了地价，导致官府的税赋加重。

双重作用下，这些地区从乡村自耕农经济，逐步向农庄与农奴经济退化。

而商业，也因为资本的退出，难以得到更大程度的发展。

实际上，这才是扼杀中国古代资本主义萌芽的根源。

而在西方，商人们没有选择退出，成为地主加债主模式，而是更多的精力去拓展市场。

这就不得不提到欧洲此时的融资模式，大明多是以地域划分，严重依赖宗族乡党关系来募集资金，筹措商本。

即使到了三百多年后的清朝晚期，号称“汇通天下”的山西商帮募集的股金，也不过在三十万两到五十万两左右。

相比之下，几十年后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就向社会公开募股650万荷兰盾，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购。

两者差别，何止十倍。

而欧洲各国的商人，在生意已经发展到本国极限，甚至周边国家极限以后，他们就会选择向国家借钱，以此谋夺垄断利益。

就比如英国，不但有商人和普通百姓借钱，即便是国王也有要借钱的时候。

由于英王征税需要经过议会许可，但战争或兴建时常需要临时用钱，这时就只能求助于伦敦的大商人群体。

国王借到的钱自然不可能是什么高利贷，但国王的直接收入也不算多，在债主们眼中并不是一个信用良好的借贷者。

为了能够顺利借到钱，有的时候英国国王甚至不惜以地区贸易垄断特权作为抵押。

许多享有丰厚回报的地区贸易公司，如东印度公司、黎凡特公司、西非公司等，大多都当过英国王室的债主，以此获得地区贸易的垄断特权。

魏广德想搞大明钱庄，其实就是有这个目的在其中。

以朝廷允许的最高利率对外放贷，谋夺放贷生意的垄断权。

这绝对是一本万利的机会，只要入股，就可以保证魏家千百年的富贵。

至少，大明朝还在的时候，不必为钱担忧。

“三省，关于此事，确实已经到了非管不可的程度。”

终于，魏广德开口了。

“不过，会试在即，朝廷此时不宜大动干戈。

如果，有举子受到债主骚扰，刑部可直接先锁拿债主，待科举考试结束再惩治。”

魏广德说到这里，看了眼曾省吾，继续缓缓说道：‘不过此事也不会就此不了了之。

刑部可即可联络都察院、大理寺，按照调查京城及各地高利贷债主的情况。’

“此事，如果锦衣卫参与，或许效果更好，特别是在京城。”

曾省吾忽然提议道。

“让锦衣卫参与？”

魏广德微微皱眉，他是可以调动锦衣卫，可毕竟是皇帝给的权力。

“锦衣卫之事，暂时不考虑。

回头见到陛下，我提一提。

若是陛下准许，再让锦衣卫协助查案。”

魏广德略微思考，才回答道。

“好，我下去就联系都察院和大理寺。”

曾省吾已经亟不可待的站起身，准备马上出去找人。

“三省兄，此事务必不要走漏风声，只和陈副使他们商议，然后各衙门直接安排人手去办。”

魏广德可是知道大明各部衙的德性，如果大张旗鼓办这事儿，肯定要黄。

最后，大抵就是被隐藏证据，因为无凭无据而无法处置。

“嗯，我知道了。”

曾省吾没坐下，依旧保持站立，似乎随时都要离开一样。

“还有，此事我给三个月时间，虽然不至于将所有超过朝廷规定放贷的子钱户都抓起来，但其中最大的那些人，必须查清楚。

如果涉及宗室、勋臣，也要查。

虽然在陛下那里，他们至多是挨顿申敕，但也好过不声不响就这么糊弄过去。”

说到这里，魏广德起身，走到曾省吾身旁，又小声提醒道：“此外，先前我所说，以皇室、朝廷和勋臣、富户合股开板大明钱庄之事，三省也要多考虑考虑。

民间百姓和商人，谁都有资金周转不灵的时候，其实朝廷定下的月息三分并不贵，是他们需要的。

此次重点在于抓那些利盖本的家伙，大致就是年息不超过一半的，就漏了他。

超过的，特别是那些银钱规模大的，才是主要目标。”

“善贷所言极是，正好，现在把这些高利贷商人都处置了。

后面大明钱庄做起来，刚好可以补上这个缺口。

我家也经商，知道商人有时候确实存在需要银钱周转的时候。”

曾省吾小声说道。

其实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