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大明钱庄规范当前市井之中的子钱户的行为，压低他们接待的利息才是上途。

盲目禁止，不会有效果。

毕竟有需要，就禁止不了，只有想办法降低借贷利息才是正途。”

魏广德说完自己的想法后，又强调曾省吾想要禁止民间借贷的想法是妄想，合理引导才是正途。

“此事太大，容我想想再回答。”

曾省吾没有马上表态，不过也没忘记他来此的目的，于是又说道：“善贷，关于民间高利贷泛滥之事，朝廷应该出手管管了。”

魏广德看了曾省吾一眼，其实他那会不知他的意思，应该是觉察到放贷之人不好惹。

现在大明朝的子钱户，一些是真土豪，用自家余钱从事放贷生意，但也有不少白手套，帮着达官显贵做这门生意。

就好像魏广德，早前都是他直接对外放贷。

而到了现在，借据上肯定不会有他魏首辅签字画押，而是通过名下商会进行放贷业务。

这点脸，还是要的。

虽然，魏广德从来不隐瞒此事。

不过，对于曾省吾的话，魏广德并没有马上回答，而是还在沉思。

过去，我是真没仔细考虑过放贷生意对国家大事的影响。

早先思考的时候，也是在家里，书房中，思考更多的还是如何把这门生意做大做强。

而现在，经过曾省吾提醒，魏广德突然发现当今的大明，貌似房贷生意已经无孔不入。

这绝对不是个好事儿，特别是高利贷横行。

高利贷，绝对不是好玩意儿。

“善贷，你倒是说话啊。”

见魏广德迟迟不作答，曾省吾已经有些急了。

民间对高利贷，那是深恶痛绝，都说那是断子绝孙的生意。

可见民怨之大。

这么一个浅显的东西，魏广德居然还在思考。

难道，魏广德公开放贷之余，也参与了高利贷？

一个念头，出现在曾省吾脑海里。

以前，他是绝对不会怀疑魏广德的，这点德行，他相信魏广德有。

但是现在，他有些怀疑了。

魏广德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些，而是还在思考曾省吾的话。

直接否定一切民间借贷，肯定是行不通的，必须引导。

开办大明钱庄，就是引导的法子之一，比北宋官府直接放贷更稳妥。

说到底，官府绝对不能直接参与到这门生意里去，否则会乱套。

用民间商会的模式经营，出了问题官府也好插手挽救。

这个法子，是绝对不会错的。

中国高利贷的发展规律，大体和商业发展的规律相一致。

当商业活动较活跃、社会财富增加时，高利贷活动也相应增加。

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商业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同时也出现了最早的一批高利贷者。

《管子》中讲述的“倍贷”“倍称”现象，应该是最早的针对普通生产者的实物高利贷。

一些大高利贷商人甚至向王侯天子借贷，贵为天子的周赧王，就被债主逼迫，以至于要筑“逃债台”来躲避。

今天的债台高筑一词，就是来源于这个事情。

至于普通百姓被高利贷逼得“使老稚转乎沟壑”者，也就不罕见。

汉代以后，随着矿产开发和货币增加，大量专门以放贷为生的“子钱家”出现。

其放贷取利至少放十取三，有的时候甚至十倍取之。

就连当时汉朝官府平定七国之乱，为了筹措军饷，就向这些大高利贷商人借贷。

唐宋时期国家，已经对商人形成了政治和经济上的绝对优势。

这一时期的高利贷，主要发生在民间且产生了不少社会问题。

为此，当时的朝廷就制定了“利不盖本”的规定，大明不过是借用前朝旧法。

《唐令拾遗》就规定，积日虽多，不过一倍，也就是拖欠债务只能以100%利息强制结清。

宋朝专门下诏，凡是累积利息超过100%的以倍利计，多余不论。

特别是宋朝，除了商人地主外，寺庙、官员甚至朝廷都不同程度的参加到高利贷生意中来。

明朝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逐渐侵蚀自然经济，以及和国际贸易的广泛接触，出现了规模空前庞大的工商业阶层。

伴随而来的，自然是大量高利贷资金和以之为生的食利者群体。

魏广德自己都没有注意到，因为自隆庆开海以后，大明对外贸易持续扩大，并没有出现政策的反复，加剧了大量白银流入大明的速度。

于是乎，这个时代的放贷资金较原本的时代更加庞大。

明朝借贷最广泛的是农村生活借贷，生活借贷原因不外乎农业生产的青黄不接与灾荒变乱，导致生活无着产生的借贷。

或者由于赋税徭役沉重产生的借贷，亦或者平时操持一些事务，如婚丧嫁娶、起屋盖房等产生的借贷。

但无论产生的原因是什么，乡村高利贷的利息都相对较高。

青黄不接时产生的谷物借贷，年利率为100%。

其实，魏广德还关注到另一件事儿，这也是魏广德刻意让人注意才知道的。

那就是大量的米商和高利贷者勾接，利用丰年米价下跌的机会，大量收进粮食。

在灾年，他们将存粮借给农民渡荒或完粮纳税，可获超过一倍的厚利。

虽然现在的商人还没有发现收获时节打压粮价，低价收购农民手里的粮食，但魏广德相信，离此应该不远了。

这个时代，或许最大的改变就是魏广德在张居正提出赋税折银制度，也就是银本位在大明的确定时，魏广德抢先利用太仆寺常盈库里的存银发行银币，制定了“钱法”。

用律法形式固定铜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