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斯的电话。

莫里森·皮肯斯两米高的身躯仿佛一根骨头都没有，他竟然还能站在那儿，而不是瘫作一团，实在是个奇迹。奇迹还发生在他嘴里叼着的香烟上，因为他就含着烟嘴的那么一个小头儿，烟却只是颤抖着而没有掉落。他肩上披着一件大衣，大衣居然没有滑下来，这大概也是一个奇迹。他戴的鸭舌帽帽檐朝上，就像是骷髅头上顶着一个光环。

“你去跑个腿儿，去一趟法罗制片工作室，”总编说，“然后看看能发现点儿什么。”

“凯伊·贡达？”

“要能撞见凯伊·贡达就最好了，”总编说，“实在不行，就打探打探她目前身在何处。”

莫里森·皮肯斯在总编的鞋底上擦燃了一根火柴，但仿佛立刻又改变了主意，便把火柴扔进了垃圾桶。他拿起一把剪刀，开始挖大拇指指甲缝里的脏东西。

“对了，”莫里森·皮肯斯说，“我是不是也应该调查一下是谁杀死了罗斯坦[1]，或者去搞搞清楚有没有来生？”

“午饭前必须到那儿，”主编说，“看看他们怎么说，尤其要注意他们回答的细节。”

莫里森·皮肯斯即刻前往法罗制片工作室。他驱车经过了那些拥挤的街道，街道两旁的店铺仿佛在阳光下被晒干了，落满尘土的橱窗玻璃已经膨胀得快要爆裂。在这些橱窗的后面，正是那些人们昼思夜想的东西：镶着人造钻石蝴蝶的礼服裙、草莓酱罐头、番茄罐头、墩布、割草机、冰淇淋、阿司匹林，还有最近很受欢迎的治疗胀气的药。人们从这些东西边上匆匆走过，疲乏无力，表情麻木，汗湿的头发紧贴在滚烫的额头上。看起来，最为悲惨的人似乎不是穷得进不起那些店铺，买不起那些商品的人，反而是买得起的那些。

一座有着砖砌的黄色门脸的小影院上方，架着一枚巨大的15分硬币，锈迹斑斑，是用金属片做的，旁边空荡荡的遮檐上竖着一块纸板，上面画着一个女人。她站得笔直，挺胸抬头，她金黄色的头发看起来好像狂风骤雨中的篝火——狂乱纠结的头发在她苗条的身躯之上燃烧。她有着透明的灰白色眼睛，嘴也比常人要大，让人联想到祭祀中那些牺牲的神像。这幅人像下方没有写名字，但这是因为署名是没有必要的，这世界每一条街道上的行人都知道她的名字，知道她金黄色的头发和她瘦弱的身躯。她的名字是凯伊·贡达。

人像半裸着，穿着暴露，但是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没有人会以平常的观点来看这幅人像，也自然没有人猥琐地窃笑。她挺立着，头向后扬，两臂垂在体侧，手心向上，无助又脆弱。她乞求着，屈从于某种远高于遮檐和屋顶之上的力量。她是风中首当其冲的那团火，她代表着脚下每幢楼房、每扇窗、每颗踌躇的心脏共同的恳求和呼唤。经过影院的时候，虽然没有人这么做，但每个人心中都隐隐约约地想摘下她的帽子。

莫里森·皮肯斯昨晚看了一部她主演的电影。他一动不动地在那儿坐了一个半小时。若是呼吸也需要特意为之的话，他一定早就忘了呼吸。银幕上，那张巨大的白色脸庞看着他，那对嘴唇让人想要亲吻，那双眼睛让人好奇——令人痛苦的好奇。他感觉好像——在自己灵魂的深处，在他一切思考和一切人格的背后——还存在着他所不知道的东西；而她却知道，他希望自己也能知道。他好奇自己是否终有一天能够知道，如果真的能够，他又是否应该知道。他好奇自己为什么有这样的渴望。他以为她只是一个女人，一个演员，但在电影院里度过的那一个半小时里，他的看法完全不同。他觉得她根本就不是常人，不是他在生活中见到的寻常的人，而是一个没有人了解——但所有人都应当了解的人。看着她，他感到内疚，但同时也感到年轻——整个灵魂焕然一新——并且非常自豪。看着她，他就理解了古人为什么以人的形象来塑造神灵。

没有人真的知道凯伊·贡达的来历。有人声称他们记得她十六岁的时候在维也纳的一家紧身胸衣店打工，身上穿着过短的裙子，苍白而纤细的胳膊和修长而纤细的双腿都露在外头。柜台后面的她总是有些匆忙和紧张，让人觉得她更适合在动物园打工，而不是在这家挂着上过浆的白窗帘，弥漫着荤油味道的小商店。没人夸她好看。没有男人过来搭讪，连房东大妈们都不喜欢她，只要租金迟交几天，就要将她扫地出门。她终日都在帮顾客试束腰带，用纤弱的双手把腰带系在顾客的赘肉上。顾客们抱怨说，她的眼神让她们感到不安。

还有人记得两年之后她在维也纳巷子里的一家破旅馆当女佣。他们记得她从台阶上走下来的时候，丝袜上有好几个大洞，上衣也又旧又烂。男人们企图和她搭讪，但她却假装听不见。不过有一天晚上，她一改了以往对男人的态度。那是一个高个子男人，言辞僵冷，探察的目光不给她留一点儿快乐的空间。他是一位著名的电影导演，来这家旅馆当然不是为了这个女佣。当导演在女佣耳边小声地低语着什么时，女佣放肆地大笑起来。老板娘听到之后不屑地耸了耸肩。然而，这位伟大的导演坚决否认他是在这个地方发现了如今大红大紫的巨星——凯伊·贡达。

在好莱坞，她总是穿简洁风格的暗色衣服，是一个一贫如洗的法国人设计的。她的豪宅入口是一条用大理石柱建成的长廊，她的管家会把鸡尾酒倒进高脚杯供她品尝。她走路的时候，无论是地毯还是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