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挺胸抬头直撞过去。张晓枫用的是某些运动员的踢法，撞得过人家就是踢不过人家。足球的悲哀也就在这里，因为球员没搞清楚到底是踢球还是撞球。

还有一个奇特的人叫施晓波。此君踢球几乎不用脚，全靠手。此人出身后卫，防守时尤善铁砂掌，一掌一个准，球技再好也难逃被其击伤。前些日子，语文老师教到“熊掌，亦吾所欲也”，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施晓波和李铁。施晓波所守的区域人称球场百慕大，抗击打能力弱的人视其为蜀道，宁愿绕道而行也不正面过。另一个让人记住施晓波的理由是，他的大力射门人间罕见。因施晓波一介后卫，平常难得射门，一旦有了射门机会便会用尽力量抽射，只是准度远没我射狗窝的风范。我由于受过特殊训练，所以每次要射门时，对方的球门在我脑海中立即抽象成一个狗洞，于是，我大为亢奋。而施晓波显然没有这个功能，一般而言，被施晓波射中的人只有两种结果：一种是呆立不动变成“植物人”，一种是四脚着地变成“动物人”。健壮如牛的张晓枫，也在一次比赛中被施晓波抽成“动物人”，其威力可想而知。

最后一个是许明，现在就读于交大附中。他是个典型的理论家。他饱读经书，大到球队的战绩，小到球队替补后卫他女朋友的妈的职业都了如指掌。许明身高体壮，一副踢球的好料，只可惜架了一副七八百度的眼镜，摘下以后得“盲人摸象”，更何况射门乎。许明在场边指导之余也会上场实践几脚，一只球慢慢吞吞地滚过来，通常许明会一脚抽空，于是空留虚惊在人间。我们都被许明骂过，许明骂起人来会真正把自己置之度外，指着人的鼻子就骂会不会踢球。许明又精通各种战术，什么3-３-４、3-4-3、2-5-3阵形，遇时变换。一次他甚至排出一个3-5-３阵形。我们琢磨怎么多出一个人，许明解释说，门将在场上也要发挥主观能动性，要不满足于守门，要冲出禁区走向中场，要走位飘忽。于是，我班的门将会长期埋伏在对方的禁区里，成为罗星中学足球的一大景观。

初二全校联赛时，我们班几经大喜大悲，终于捧回冠军。那天我们全队一起灿烂地笑，对足球场作暂别。上了初三后，就很少真正地去踢一场球了。

初三中考过后那个暑假，正好是世界杯。我不希望中国足球队冲进世界杯，因为那说明世界足球水平降低了。此文不评论国家男足如何，那是浪费笔墨。1998年夏天的世界杯并不十分精彩，只有从欧文的一个进球里可以依稀感到张晓枫的风范。以往在罗星中学暮色里踢球的朋友都各有去向，从此很少有电话联系，也不曾聚在一起踢过球；以往中学旁钟楼里那只钟敲响5点的钟声时，不再有人大喊“差不多了，别踢了”，5点半整也只有一群陌生的孩子去小卖部买五角钱一瓶的橘子汽水，陌生得像那些球友。

上了高中后常在双休日踢球。高中的同学应该说球技是蛮不错的。像那位狂热地爱好着文学的“蚊子”，就长于过人。我一直会和他争论不休谁的水平高超。但是，水平高超不代表水平引人。像隔壁宿舍的小陆，是全场目光的焦点，因为他常开大脚。只要脚下有球，二话不说抡起大脚。开大脚其实没什么，身为一名后卫，一定要多开大脚。但小陆之所以引人，是因为他的大脚开球向来都是往自家门里飞的。我和“蚊子”踢了多年足球，就是不明白小陆如何才能做到背对自家球门而射自家球门的。1999年高一足球联赛，我们连小组都没有出线，我承认那次自己踢得很臭，因为和那时的队员在一起，我有些找不到感觉。

最后要说的就是“新民晚报杯”足球赛，我一共参加过两次。由于那时是酷暑，踢一圈回来连“国籍”都会出现问题。我本不想参加，但因为我们这个地方球场实在少。踢踢弄堂足球不是不好，只是踢到一半总会有人操着家伙来追杀足球。居民区里的人都嫌吵声太大。中国的市井小民就是如此，容得下麻将却容不下足球场。那两次“新民晚报杯”就是在没处可去的情况下报的名。参加“新民晚报杯”最头疼的事情是要学校盖章、班主任同意，真不晓得是校长、班主任在踢球还是我们在踢球。第二大头疼的事情是取队名，要让人一听就精神抖擞，像什么“小白兔”队、“大花狗”队肯定是拿不出门的，对手看了会笑得影响比赛，“申花”队被人先用了，叫“花生”队也未尝不可，什么“超人”、“梦幻组合”都是拿得出门但叫不响的名字。我们球队的名字就暂且不说了，以免贻笑大方。

“新民晚报杯”其实就是暑假里没事干出场汗换个“国籍”而已，但是有些习惯在经历了那么多场比赛后始终不曾改变，像罗星中学晚钟声里五角钱一瓶的汽水。

文学啊文学

这个题目嫌大了。以往老师教导我们时说，写文章切入口要小。题目开这么大，必定谈不透彻，除非我写《中国文学史》，可是已经有游国恩和骆玉明两位教授编过两部中国文学史，所以在此不谈文学只感叹文学。

前些日子，许多对我的评论都说我是一个对文学痴迷的孩子，那说明人们不了解我。我对足球痴迷，对篮球痴迷，对美术痴迷，对摄影痴迷，对旅游痴迷，对吃拉面痴迷，但不对文学痴迷。我觉得对文学痴迷未必是好事，就像对一个女孩子痴迷就不可能发现她的缺点。对文学要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