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高大的始祖级时钟，外形相似、但尺寸较小的台式钟，带有钟表的装饰性雕塑，时髦的现代钟，还有一百多种其他的钟，再加上五六十款古董表。

他们走到商店的后半部分，看到一个矮壮的男人，头发掉得差不多了，大约六十岁左右。这人正站在柜台后面，谨慎地看着他们。他坐在一套被拆散的时钟机芯前面，正在进行整修。

“下午好。”塞利托说。

那人点了点头。“你好。”

“我是警察局的塞利托警探，这位是丹斯探员。”塞利托出示了他的警察证件。“你就是维克多·霍勒斯坦吗?”

“是的，”他取下一副配有高倍放大镜的眼镜，看了一下塞利托的警徽。他笑了笑，但是笑容只出现在嘴角，眼神里却没有笑意。然后他和两位警察握了手。

“你是店主吗?”丹斯问。

“店主，没错。兼任主厨和酒瓶清洗工。我开这家店已经十年了。没挪过地方。将近十一年了。”

这是多余的信息。通常表明说话人有诈。但也可能因为突然看见两个警察，他感到有些紧张。表意学中有一条最重要的规则，那就是单一的姿态或行为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无法根据孤立的表现来准确地判断别人的反应，相反，只有通过观察“症候群”——例如双臂交叉这样的身体语言必须要结合调查对象的眼神交流、手部运动、语气以及说话的内容和遣词造句的方式，才能具备参考价值。

为了使某种行为有意义，必须使它在重复出现相同刺激的情况下保持一致。

凯瑟琳·丹斯曾在讲座中说过，表意学分析不是垒球中的“本垒打”；它应该是一场高水平发挥的完整比赛。

“我能帮什么忙吗?两位警官，嗯?是不是附近又发生了抢劫案?”

塞利托看看丹斯，她没有作答，只是笑了笑，然后四处张望一下。“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钟。”

“做了很久的钟表生意了。”

“这些都是用来出售的吗?”

“给我出个价吧，别让我亏本。”店主笑了一声，然后说，“说真的，有些钟我是不卖的。不过大多数当然还是要出售的。嗨，这好歹是家商店，是不是?”

“那座钟真漂亮。”

店主看着她所指的那座钟。那是一款镀金的19世纪末新艺术风格的时钟，钟面设计很简单。

“塞思·托马斯的款型，1905年造。风格很时尚，走得也很准。”

“一定很贵吧?”

“三百美元。表面只是镀金，而且是大批量生产的……呃，你想看贵的吗?”他指着一款陶瓷钟，上面有粉红、蓝色和紫色的装饰，还有鲜花彩绘。丹斯觉得这款钟过于艳俗。“它要贵上五倍。”

“啊。”

“我看出了你的反应。不过，在钟表收藏界，你觉得艳俗的货，在别人眼里，它可就变成了艺术品。”他微笑着说。霍勒斯坦的谨慎和担忧仍没消失，但是他渐渐削弱了防卫心理。

丹斯皱起了眉头：“到了中午，你怎么办?戴上耳塞吗?”

对方笑了一声。“至于其中大部分的钟，你都能把报时装置关上。那种模仿布谷鸟叫的报时声音真让我发疯。请恕我直言。”

她又问了一些关于店里生意的问题，收集了店主所表现出的大量姿态、眼神、语气和用词——形成了关于这个人的行为的基准模型。

最后，她仍保持着一种对话式的语气问道：“先生，我们想了解的是，最近有没有人买过两只这样的钟?”她给他看了一张关于阿诺德产品工厂出产的时钟的照片——就是遗留在犯罪现场的那款钟。店主盯着照片仔细地看着，这时丹斯也在注视着他。他的脸色很平静。丹斯觉得对方看照片的时间太长了，说明他在脑海中进行思想斗争。

“我记不得了。我卖的钟表太多了，请相信我。”

推说自己记忆力不好——这说明对方是一个有欺骗性的人，而且正处于抵赖的压力状态，就像上次那个阿里·科布所表现的那样。他的眼睛再次仔细地扫视这张照片，似乎想帮忙，但是他的肩膀却向丹斯这边稍稍倾斜，低着头，语调抬高了一些：“不记得了，我真的不记得了。对不起，我帮不上忙。”

丹斯觉察出对方在欺骗自己；这不仅体现在他的表意学特征上，而且体现在他的认同反应状态(在他的情形中，这表现为一张不露情感的面容，而这与他的基准表情不一致)；他很有可能知道这款钟。不过，造成他撒谎的原因，是因为他不想牵涉到案件之中，抑或是因为他认为自己将时钟卖给了罪犯，还是因为他自己也是谋杀团伙的成员呢?

丹斯在想，我应该将双手交织在面前，还是把挎包摆在柜台上呢?

在判断对方的人格类型时，丹斯曾将早前询问过的那个不愿合作的证人——阿里·科布——归为外向性格；霍勒斯坦正好相反，属于内向性格，他的决定都是建立在直觉和情感基础上的。她之所以对这个钟表商有这样的总结，是因为他对自己的钟表情有独钟，而事实上他也只是个拥有中等财富的商人(他宁愿出售自己钟爱的藏品，也不愿进行更大规模的市场营销来赚取更大的利润)。

要想让性格内向的人讲出实情，丹斯必须和他产生情感的纽带关系，让他感到舒适。如果向逼迫科布那样对付钟表商，则只会令他立即噤若寒蝉，闭口不谈。

丹斯摇了摇头。“你是我们最后的一线希望了。”她叹了口气，瞥了一眼塞利托。托上帝的福，这次他配合得很好，摆出一副失望警察的神态，苦笑着不住地摇头。

“什么希望?”霍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