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伯特·刘易斯远远的。当然，他不是上帝，但在我的眼里，他是和上帝最接近的人，一个神圣的、披着长袍的、说一不二的大拉比。我还是个婴儿的时候我父母就参加了他主持的教会。我坐在母亲的膝头听他布道。

但是，当我意识到他是谁之后——一个为上帝工作的人——我就逃了。如果我看到他沿走廊走过来，我跑。如果我必须经过他的办公室，我跑。当我长成一个少年之后，如果看到他走过，我就躲到走廊里。他很高，足有一米八三，在他面前我觉得自己很渺小。他透过黑边眼镜低头看我的时候，我很肯定他能看到我犯下的所有罪恶，发现我的缺点。

所以我逃。

我要逃得他再也看不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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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这一切，是2000年春天一个暴风雨之后的早晨，我开车去他家的途中。几星期前，八十二岁高龄的阿尔伯特·刘易斯在教堂的走廊上，向我提出了那个奇怪的请求。当时我刚刚做完一个演讲。

“你能为我致悼词吗？”

这让我不知所措。从来没有人向我提出过这样的请求。从来没有人——更不用说一个宗教领袖人物。当时周围有很多人，但他微笑自若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好像这是世界上最普通不过的问题，我好不容易挤出了一个回答，说自己需要时间再考虑考虑之类。

几天之后，我打了个电话给他。

我说，好的，我答应。我会在他的葬礼上讲话——但前提是他必须让我了解他在现实生活中是怎样一个人，那样我才知道该说些什么。所以我觉得我们需要见几次面谈谈才成。

“同意，”他回答。

转个弯，我就来到他住的那条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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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实说，那个时候，我所知道的阿尔伯特·刘易斯不过是一个听众对一个演讲者的了解：他的演讲风格，表现力，他威严的声音和舞动的手臂是如何让会众全神贯注的。没错，我们曾经还挺熟悉的。我孩提时代他教过我，而且，但凡有婚丧嫁娶之类家庭大事——我姐姐的婚礼，祖母的葬礼——都是他以神职人员的身份主持的。但是，我差不多有二十五年时间，和他没有什么往来了。再说，我们对我们的宗教领袖能有多少了解呢？你听他布道。你尊敬他。但是从人的角度而言呢？从我的角度而言，他如同一个离得远远的君王。我从没在他家吃过饭，也没和他交往过。如果他有什么缺点，我不了解。他个人的生活习惯？我完全没有概念。

哦，那也不全对。我知道他的一个习惯。我知道他喜欢把他的话唱出来。我们教堂的每个人都知道。在布道的时候，他能够把任何句子转换成歌词。交谈的时候，他会突然唱出名词或者动词来。他一个人就是一小台百老汇演出。

在他上了年岁之后，如果你询问他近况如何，他会挤挤眼，然后像指挥家那样举起一个手指，当成指挥棒，吟咏道：

“白发苍苍的大先生，

已经比不得过去，

比不得过去……”

我踩下刹车。我这是在干什么呢？我不是个合适的致悼词的人选。我已经不是个虔诚的信徒了。我甚至都不生活在这个州。再说了，他是专门在葬礼讲话的人，我不是。谁能够为专在葬礼上致悼词的人致悼词呢？我想我应该拖一拖，找个推辞的借口。

人总是喜欢从上帝那里逃开。

但现在，我正逆向而行。

遇见“大先生”

沿车道我走到门前，脚下的门垫四周散落着碎叶子和青草。我摁下门铃。这些平常不过的举动，却让我感觉很怪异。我想那是因为我从没有想象过一个神职人员会有门铃。但现在回头想想，我觉得那是我自己的问题，我不知道自己在盼望看到什么。那就是栋房子。他还能住什么地方呢？难道住在山洞不成？

因为门铃都让我感到了意外，应门铃之人更让我没有思想准备。他穿着袜子，凉鞋，一条长款的百慕大短裤[2]，领尖带纽扣的短袖衬衫，衬衫没有束进裤子里。在此之前，我所见到的到“大先生”不是穿着西装就是长袍。我和我的少年朋友们那时都叫他“大先生”。这名号可以归类在我们对超级英雄的称呼里：“大石头”[3]，“绿巨人”[4]，还有“大先生”。我说过的，那时候他是个令人生畏的角色，高大，严肃，大脸庞，浓眉毛，密密的头发。

“哈——罗，年轻人，”他快活地招呼我。

噢，嗨，我一边回答，一边刻意地把目光从他身上挪开。

离得近了，他看起来似乎有点弱不禁风。我第一次见到他裸露的上臂，瘦弱且布满了老年斑。他鼻梁上架着的镜片很厚。他不停地在眨眼，似乎是要看清楚某样东西。他那样子，好像是个老学究，穿衣服穿到一半，被人打断了。

“进——来，”他唱了起来，“进——来吧！”

他捋到一边的头发，介于灰白与雪白之间，下巴上花白的范戴克式胡子修剪得很短，但我还是注意到有几处没有修干净的地方。他朝书房走去，步履有些蹒跚，我跟在后面，看着他皮包骨头的腿，尽量缩小脚步，害怕会撞倒他。

怎样才能形容我那天的心情呢？我后来发现在《以赛亚书》里，上帝是这样说的：

“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

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

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

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

我应该有那样的感觉——低微，没有什么价值。我的意思是，这个人是耶和华的使者。我应该要仰视他的，对不对？

不过，我还是迈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