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肺部的癌依旧在那里。但以“大先生”的年岁——现在是八十九——医生觉得没有必要开刀摘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随着“大先生”的生理节奏慢下来，癌的发展速度也慢了下来，就像两个疲惫的竞争者，一起迈着沉重的步子，向终点走去。

医生委婉地说，把“大先生”带走的，很有可能是年龄，而不是癌症。

我们慢吞吞穿过客厅，我意识到另一个使我注意到那辆车子的原因：从我六年前拜访这个家开始，这里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家具没有变过，地毯没有换过。电视机的尺寸也没有变大过。

“大先生”对物质从来不是很在意。

不过话说回来，“大先生”本来也就没有多少家产。

******

他生于1917年。他的双亲，就算用那个时候可怜的标准来看，也相当贫穷。阿尔伯特的母亲是立陶宛移民，父亲是纺织品销售员，常常失业在家。他们生活在布朗克斯区陶品大街一幢破败的公寓楼里。常常没有什么吃的。小阿尔伯特每天放学回家，走在路上最担忧的就是看到自家的家具被人搬到了大街上。

他是家中三个孩子中的老大——他下面还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他在一个犹太小学上学，从日出到日落。他没有自行车，也没有玩具。有时候妈妈会买一些过了保质期的面包回来，涂上果酱，让他就着热茶吃。那是他回忆中“童年最美妙的食物”。

生活在大萧条的阴影之下，阿尔伯特只有两套替换的衣服，一套是平日里穿的，一套是安息日穿的。他的皮鞋是补过的，他的袜子要天天洗，否则就没有更换的了。在他的成年礼上——也就是从宗教意义上说他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的那天——他的父亲给他准备了一套新正装。他穿上新正装，无比自豪。

几个星期后，他穿着这套新正装，和爸爸搭乘电车去一个亲戚家。那个亲戚很富有，是当律师的。他爸爸带上了妈妈烤的蛋糕。

在亲戚家，一个和他差不多岁数的表哥跑过来，上下打量过他之后，哈哈大笑：“阿尔，你穿的是我的旧正装！”他高声嚷嚷着，“你们快来看啊，阿尔穿着我的旧正装！”

阿尔伯特觉得受到了莫大的羞辱。接下来的时间里，他涨红了脸坐着，满心羞愧。在回家的电车上，他愤恨地看着父亲，强忍着不让自己的眼泪流下来。做儿子的明白过来了，父亲是用蛋糕换了一箱子旧衣服回来，那是富亲戚给穷亲戚的施舍。

回到家，他再也忍不住，爆发了。“我搞不懂，”阿尔伯特冲父亲嚷道：“你是个虔诚的人。你的表哥不是。你每天祈祷，他不。但是，他们要什么有什么。我们什么都没有！”

他的父亲点点头，然后用意第绪语，如唱歌般吟诵起来：

上帝和他的决定是正确的

上帝的惩罚不是无缘无故的

上帝知道他在做什么

这是他们关于这个问题的最后一次讨论。

这也是阿尔伯特·刘易斯最后一次用他所拥有的物质来衡量生活。

******

现在，也就是七十六年之后，物质对他来说几乎已经没有什么意义，而且这些东西几乎成了开玩笑的素材。从上到下，他穿的都像是从清仓拍卖会里淘来的。他的格子衬衫、花袜子和裤子，都出自一个廉价品牌，那个牌子的主产品包括化纤面料的裤子和带十一个口袋的背心。“大先生”很喜欢那样的款式，口袋越多越好。他会在口袋里揣上便签，钢笔，小手电筒，五元的钞票，回形针，铅笔。

说起私人物品，他的态度就像个小孩子。价格没有任何意义，好玩才是最重要的。高科技？他最喜欢的东西是一个能够为他播放古典音乐的带时钟的无线电。高级餐厅？他最喜欢的食品是全麦饼干和花生酱小圆饼。将谷物倒进燕麦粥，再加一点葡萄干，然后搅拌一下，那就是他的大餐了。他最喜欢采购食品，但只爱买打折的东西——这是大萧条时期的生活给他留下的习惯——他的超市购物之旅几乎称得上是一种传奇。他可以推着购物车在超市里逛上几个小时，寻找最合适的商品。然后，在收银台处，他会掏出一张又一张打折券，一边和收银员开玩笑，一边骄傲地计算着他省下了多少钱。

那么多年来，他的工资一直是他妻子代领的，否则的话他根本不会在意此事。他刚开始做拉比的时候，每年的收入不过几千美元。在为教会服务了五十年之后，他的退休工资和其他现任神职人员相比，依旧少得可怜。但是他从来没有提出过加薪的要求。他觉得那样做是不合适的。他在最初上班的那几年，车都没有。一个名叫爱德·爱德曼的邻居会开车带他到费城，把他在一个地铁站附近放下，然后他再搭乘地铁去迪普西大学听课。

“大先生”似乎用自己的生活验证了信仰和财富之间的互相排斥作用。如果有教会的教友给他财物，他会建议他们把东西捐给慈善组织。他讨厌筹款，因为他觉得神职人员不应该向人要钱。在一次布道时，他曾说过他唯一想当百万富翁的时候，是他想到如果他有了这些钱，可以解决许多家庭的财政问题。

他喜欢的是老东西。老铅笔。老油画。他自己的祈祷书也是又旧又破，里面塞满了用橡皮筋捆绑起来的剪报。

“我想要的东西我都已经有了。为什么还要追逐更多呢？”他看着乱糟糟的书架说。

你就像《圣经》里的一句话，我说。一个人如果拥有了整个世界，但失去了自己的心灵，那又有什么益处呢？

“那是耶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