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地区被人戏称为“北部圣经带”。宗教在那里是个严肃的问题。我记得在超市买东西的时候，有陌生人对我说“上帝保佑你”，弄得我不知道该如何回应。我采访的运动员们将他们的成功触底和本垒打归为“上帝和救世主耶稣的荣耀”。在底特律，我和印度教徒、佛教徒和天主教徒们一起参加过各种义工活动。因为大底特律地区号称有中东之外最大的阿拉伯居民区，穆斯林问题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曾经有一场争论，一个清真寺每天播放提醒人们去祈祷的广播，这引起了住在清真寺周围的波兰裔居民的不满，因为清真寺的音乐和教堂的钟声混在了一处。

换句话说，“愿你的上帝和我们的上帝保佑你”——谁的上帝保佑谁——已经从一个好玩的问题变成了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我对此一直保持沉默。我几乎是在逃避这个问题。我发现很多信仰非主流教派的人也是这样做的。让我慢慢疏离信仰的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不想说起这个问题就得为自己辩护。现在回想起来，这真是一个令人悲哀的理由。但事实确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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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节前不久的那个周日，我从纽约搭乘火车去看望“大先生”。我走进他家，拥抱他，在他的金属助步器的开道下，跟他走进书房。他的助步器上挂着一个小篮子，里面有几本书，不知道为什么，还放着一只染成红色的葫芦。

“大先生”调皮地说：“我发现大家都喜欢看我把助步器扮成超市推车，这样他们就放心了。”

他要我为他写悼词的请求，现在俨然成了压在我心头的“期末考卷”。在有些拜访中，我觉得离交卷的那一天还遥遥无期；而有些时候，我觉得恐怕时间不多了，可能几个星期都熬不过，也就剩那么几天的时间了。这一次，“大先生”看起来情况还不错，眼神清澈，声音有力，这让我感到很宽慰。我们坐下后，我告诉他我所参与发起的为无家可归者筹款的慈善活动，包括我去体验流浪者过夜的经历。

我不太敢确定我是否该对一名犹太拉比提及一所基督教堂的事情。我有罪恶感，就好像自己是个叛徒。我记得“大先生”曾对我讲过这样一件事情，他带老派的祖母去看棒球比赛。当每个人都为本垒打而欢呼雀跃的时候，她毫无所动地坐着。他转过身，问她为什么不鼓掌。她用希伯来语对他说：“阿尔伯特，这对我们犹太人有什么好处吗？”

但我的担心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大先生”根本不做这样的价值判断。“我们的信仰教导我们做善事，帮助贫困的人们。这是正义的。无论你帮助的是谁，”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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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我们就进入对一个最根本的问题的争辩。不同的信仰如何共存？如果一种信仰相信的是一套，另一种信仰相信的是另一套，那怎么可能两者都是对的呢？还有，一种信仰有没有权利——甚或义务——去改变别人的信仰呢？

“大先生”的职业生涯中一直面临着这些问题。他回忆说：“五十年代初的时候，我们教会信众的孩子们在上校车之前，都会把他们的犹太书籍用牛皮纸给包起来，不让人看到。你想想，对这里的很多人来说，在我们之前，他们都没有见过犹太人。”

那是不是因此而发生了很多奇怪的事情？

他笑了。“哦，当然。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母亲沮丧地来找我。她的儿子是班上唯一一个犹太男孩。学校排练圣诞演出的时候，派给了他儿子一个角色。这个角色是耶稣。”

“我就跑去找老师。我向她解释了其中的尴尬之处。她的回答是，‘拉比，那正是为什么我们会选择他的原因啊。因为耶稣就是个犹太人嘛。’”

我记忆中也有类似的事情。小学时，我是没有份参加那些缤纷、盛大的圣诞剧，诸如“佳音报你知”或是“铃儿响叮当”的演出。我只能加入学校其他几个为数不多的犹太男孩，唱犹太圣诞歌小陀螺：“小陀螺，小陀螺，小陀螺，我用泥土做陀螺……”我们拉起手站成一圈，模拟一个转动的圆环。没有道具。没有演出服装。在歌曲结束的时候，我们都要倒下。

我敢保证我看到了很多非犹太教的父母，强忍住不笑出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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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宗教的争辩中很难有一个赢家。谁的上帝更好一点？谁的圣经是对的，谁的是错的？我赞同影响了甘地的印度诗人拉杰昌地的说法：没有哪一种宗教比另一种宗教更优越，它们都让人们离上帝更近。就拿甘地自己来说，他结束断食的时候，会随兴念一段印度教的祈祷文，穆斯林的祈祷词，或是基督教的赞美诗。

这么多年来，“大先生”一直坚守自己的信仰，但从不试图改变其他人的信仰。作为一个总的原则，犹太教不寻求改变他人的信仰。实际上，从传统而言，犹太教甚至不鼓励人们改变信仰投入犹太教的怀抱，而是强调信仰可能带来的艰难和困苦。

并非所有的宗教都如此。纵观历史，成千上万的人因拒绝改变宗教信仰，拒绝接受另一个上帝，拒绝批判自己的信仰而惨遭杀戮。二世纪著名的犹太学者亚科瓦拉比就是因为拒绝放弃自己的宗教研究而被罗马人折磨致死。他们用铁耙碾过他的身体的时候，他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句话是：“听着，以色列，主是我们的神，主是唯一。”也就是说，他死的时候唇边挂着的最后的词是“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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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祈祷——还有那个“唯一”——是“大先生”信仰中不可或缺的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