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击骑兵，宿营时可以作为栅栏保证野战部队安全，行军时还可以作为后勤运输工具，对于长途行军打仗，有一定的好处。

但是孙传庭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那就是火车完全是一种笨重的防御性武器，机动性能极差，在野战中基本上不能发挥作用。

孙传庭不过一介书生，既没有什么战略眼光，更没有什么战术眼光，一切都是想当然。

这样的人固守一城自然能够坚持一段段时间，但是要在广袤的大地上捕捉战机，然后随机应变，那就是赶鸭子上架。

李自成得知陕西官军出关的消息，亲统大军离开湖广地区，北上河南迎敌。

先锋大将是高一功和郝摇旗，军师是宋献策，统帅马步军一万二千人占领了函谷关，摆出一副誓死保卫洛阳的架势。

崇祯十六年八月三日，在崇祯皇帝的一再催促下，孙传庭在长安城关帝庙誓师，统率总兵白广恩、高杰、牛成虎等部十万之众，东出潼关进攻函谷关，同时檄调各路人马夹攻李自成。

没想到函谷关守军一触即溃，高一功、郝摇旗、宋献策随后放弃洛阳重镇逃之夭夭，潼关到郏县的广大区域已经空无一人。

李自成的部队不战而退，让孙传庭顿时乱了阵脚。

孙传庭不惜血本发明火车，原来的计划是步步为营，利用强大的火炮慢慢把闯王李自成的大军压迫到一个狭窄的地区，然后万炮齐发一战而胜。

孙传庭自以为聪明绝顶，一个人闭门造车想当然，没想到宋献策一口气就兵退六百里。

这样一来，作为“代表正义”的朝廷大军，当然不能对各城镇视而不见，必须要进行“收复占领”。结果只能被迫“势如破竹”，八月上旬占领洛阳，九月八日“攻战汝州”。

战线突然拉长，孙传庭的火车营因为移动不便，只能从前军变成后军辎重部队，两万门火炮变成了废物。

此后，孙传庭的两万骑兵承担了先锋任务，六万步军随后跟进，战局开始出现偏差。

在此期间，李自成和孙传庭双方都是错误不断，导致战局左右摇摆，已经没有人能够控制走向。

首先是李自成等人低估了孙传庭的战斗决心，结果因为保密起见，没有让下面的参战将领领会作战意图，导致左军督尉四天王李养纯投降。

李养纯投降后向孙传庭报告说：民军的老营在唐县，精锐部队在襄城，地方上任职的文武官员屯聚在宝丰。

李自成犯了一个错误，本来对朝廷官军很有利。

但是狂妄无知的孙传庭，紧接着就犯了一个致命错误，直接导致他最后万劫不复。

孙传庭根据李养纯提供的情报采取了有针对性行动，首先攻破宝丰，阵斩州牧陈可新等，然后挥师唐县，将安置在那里的民军家属斩杀贻尽。

战场上杀人，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孙传庭竟然把闯王大军留在唐县的家属，老幼妇孺一共六万多人全部杀害。

这就不是军人，而是屠夫刽子手。这样的人如果能够最终获胜，老天爷都不会答应。

流民义军本来就是没法活下去的百姓，刽子手孙传庭竟然想通过血腥大屠杀来达到震慑人心的目的，这不是犯了众怒，而是犯了天怒。

九月十四日，官军和民军主力在郏县进行激战，民军战败逃跑，官军紧追不舍，果毅将军谢君友被俘杀，李自成本人也差点被擒。

面对危局，一大半民军将士产生了投降的念头。可是紧接着听到了唐县发生的大屠杀惨案，李自成手下的将士无不义愤填膺，濒临崩溃的士气一下子被彻底激发出来。

说来也是，只要是个男人，在阵前看见自己老婆孩子的人头，而且是堆积如山的人头，被吓死的绝对不多，被激怒的绝对不少。

天怒人怨，说的就是这个时候的孙传庭。

李自成接到报告，随即看见人头山，然后就说了一番话：“兄弟们别担心，我杀藩王，焚烧皇陵，罪在不赦。大家看见了吗？不妨再决一死战。如果胜了，就可以为死去的妻儿老小报仇。如果不能取胜，你们砍下我的人头投降也不晚。”

人怨有了，天怒随之降临。

已经两年没有下雨的中原大地上，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而且整整下了七天，平地水深达三尺。

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李自成派大将刘宗敏率一万名骑兵从小路抄到官军后方，切断了官军火车营和前锋之间的联系。

为了麻痹官军，李自成的军师牛金星找人刻了一座高达三丈的巨大石碑，用鲜血写下战书立在两军阵前，约定日期同官军决战，以此牵拌官军。

官军有雨淋没饭吃，情绪开始浮燥起来，孙传庭无奈之下，只好命令河南总兵陈永福留守军营，他自己统率嫡系陕西官军分路回师打通粮道。

陈永福部下的军卒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看到陕西官军主力“向北撤退”，还以为他们是被阵前的巨大石碑吓破胆逃跑了。

主力部队逃跑了，自己却被留下来忍饥挨饿充当替死鬼，陈永福部下的军卒都愤愤不平，也都跟在陕西官军后面“撤退”。

陈永福同样是一介书生，而且听到闯王两个字就心惊肉跳。看见自己的军卒“主动撤退”，他干脆顺水推舟撤退下去，一时间阵脚大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