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留到今天。我发现，在我的祖国，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或许比今天人们热议的还要恶劣。我发现，这片诞生了非暴力思潮的土地，这片我生长于斯、拥有最强归属感的土地，仍在被蓄意的冷酷的暴力行径撕得四分五裂。是的，您的总理先生的确每天都要喝几杯自己的尿，但是查特吉先生，这个事实根本无法美化喝尿的行为，无论是在我眼里，还是整个世界眼里。我的父亲常常告诉我，圣雄甘地走过一个村庄又一个村庄，每到一处，他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呼吁人们团结如兄弟，不是宣传如何反抗英国人，也不是散播非暴力的理念，而是教给人们一些基本的东西——最基本的东西——讲究个人卫生。

“不，查特吉先生，作为一个印度人，我不认为加尔各答的所有问题都是普通常见的大都会病。”

查特吉搭成塔形的手指僵在空中，他的眼睛死死盯着阿姆丽塔。查特吉夫人不安地扭动身体。维多利亚抬头看着母亲，但没有发出一点儿声音。要不是一颗硕大的雨点恰巧选在这一刻如潮湿的炮火一样坠落在我们身侧，我真不知道该说点儿什么。

“我想我们还是搬到里面去会舒服一点儿。”查特吉夫人提议。暴风雨呼啸而来。

回酒店的路上，因为有查特吉家的司机在场，我们开始用老夫老妻特有的暗语交流。

“你真该去联合国工作。”我说。

“我的确在联合国工作过。”阿姆丽塔说，“你忘啦，我替他们做过一个夏天的翻译，两年后我才认识了你。”

“嗯，有没有发动过战争？”

“没有，这些活儿还是留给专业的外交家吧。”

“吃早餐的时候看见一个女人触电，这件事你都没跟我说过。”

“你也没问。”

有时候就连做丈夫的都知道不该再说下去了。我们望着车外雨帘中绵延的贫民窟，有的居民丝毫不打算躲避瓢泼般的大雨，他们没精打采地蹲在泥泞中，深深低着头承受暴雨的敲击。

“看到那些孩子了吗？”阿姆丽塔轻声问道。我刚才没注意，但现在我看见了。几个七八岁的女孩怀里抱着更小的孩子。我回过神来，这是几天来我们在加尔各答最常见到的场景——孩子抱着孩子。下雨的时候他们会躲到雨棚、天桥或者漏水的帆布下面，褴褛的衣衫染着鲜艳的颜色，但就连那鲜艳的大红和皇家蓝都掩不住布料上的污迹和裂缝。女孩骨瘦如柴的手腕和脚踝上戴着金镯，那是她们未来的嫁妆。

“这里有很多孩子。”我说。

“也可以说几乎没有。”阿姆丽塔的声音轻得近乎耳语。我花了好几秒钟才意识到，她说得对。对我们看到的大部分孩子来说，他们的童年早已消逝。帮带更小的弟妹、沉重的劳作、早婚、拉扯后代，这就是他们的未来。那些赤身裸体在泥泞中嬉戏的孩子，他们中有许多人根本活不到成年；而那些能够活到新世纪、长到我们这个年纪的幸运儿，将面对一个充满饥饿和混乱的国家。

“博比，”阿姆丽塔说，“我知道美国的小学不怎么教数学，但是你们在中学里学过欧几里得平面几何，对吧？”

“是的，这些东西就连美国的高中都会教，小姑娘。”

“那你应该听说过非欧几何？”

“嗯，我确实听过这方面的不雅流言。”

“我是说真的，博比。我在努力理解一些事情。”

“接着说。”

“呃，跟查特吉说了相似集合和社会实验的比喻以后，我就在想一件事。”

“嗯哼。”

“如果说印度文化是一个实验，那么西方思维的偏见告诉我，这次实验失败了。至少它无法适应、保护自己的人民。”

“我没有异议。”

“但是，如果它仅仅是一个集合，那么按照我的比喻，也许会出现一个还要糟糕得多的可能性。”

“你是想说什么？”

“如果从集合的角度思考，那么我相信，我头脑里的两套文化永远是矛盾的，而我则是这两套文化共同的产物。那么说到底，我就是两个毫无交集的集合的交集。”

“东方和西方泾渭分明，两条平行线不可能交会？”

“你发现我的问题所在了，是吗，博比？”

“也许一位优秀的婚姻顾问可以——”

“请不要说下去了。这个比喻让我想到了一个更可怕的类比。我们在加尔各答所见的种种不同，如果它根本不是来自另一个集合，而是完全来自另一种几何空间，那会怎样？”

“有什么不一样吗？”

“我以为你懂欧几里得。”

“我和它只是点头之交，从来没有深入了解过。”

阿姆丽塔叹了口气，转头望向窗外的工业化梦魇。我突然想到，眼前的场景犹如菲茨杰拉德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描述的工业废土，再乘个十次方。随后我又想到，阿姆丽塔的数学类比已经开始影响我脑子里的文学意象了。

我看见一个男人蹲在路边大便。他掀起上衣遮住脑袋，举起小小的铜碗接了点雨水准备清洗左手。

“集合和数论有重合的地方，”阿姆丽塔说，她的语气让我恍然惊觉，她是认真的，“但不同的几何体系之间没有任何交集。它们的基本公理和原理各不相同，最后推导出完全不同的现实。”

“不同的现实？”我问道，“怎么会有不同的现实？”

“也许你没有，”阿姆丽塔说，“也许只有一种现实是‘真’，也许只有一种几何体系是真实存在的。但是问题在于，如果我们选择了错误的那个，我——和我们一家子——会遭遇什么呢？”

回到酒店的时候，有个警察在等我们。

“有一位先生在等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