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我说。我带着他们穿过背后的门走进一间办公室，维多利亚的尸体就放在隔壁。印度官员看起来很不耐烦，我抓住沃登的胳膊，把他拽到房间角落里。

“沃登先生，”我低声说，“现在我要去隔壁房间，把我女儿的遗体装进他们要求的那口棺材。如果你胆敢进来，或者以任何方式阻挠我，那我就杀了你。明白了吗？”

沃登眨了好几次眼，最后点了点头。我走向那位官员解释了一下。我的声音并不大，说话的时候我的手指轻轻抵在他的胸口，但是他看着我的眼睛，那眼神里的某些东西镇住了他。当我解释完毕，穿过来回晃动的门走进隔壁光线昏暗的房间，他只是沉默地站在原地。维多利亚在等我。

那间屋子十分狭长，里面空荡荡的，只有几堆盒子和无人认领的行李。房间尽头有一条金属辊的传送带，那口钢制航空棺材敞开放在传送带旁的柜台上。而在房间的另一头，装货平台旁边的长凳上放着我们在加尔各答买的灰色棺材。我走向灰色的棺材，毫不犹豫地掀开了盖子。

维多利亚出生的那天晚上，我们准备好的仪式中有一个重要的环节，我为此紧张了好几周。我早就知道，埃克塞特医院鼓励新爸爸亲手把宝宝从产房送进隔壁的育婴房，完成必需的称重和测量流程，然后再把新生儿送回休息室里的母亲身边。这事儿让我担心了挺长一段时间。我很怕自己不小心把她摔了。这个想法很傻，可是即便经历了女儿出生的激动和愉悦，当医生从阿姆丽塔怀里抱起维多利亚，问我愿不愿意把我的小姑娘抱到楼下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的心依然紧张得怦怦直跳。我还记得自己一边点头微笑，一边暗自惶恐。我记得自己如何托起她小小的脑袋，让那个刚刚出生的潮乎乎的小身体靠在我的胸口和肩头。从产房到育婴房一共有三十步，每走出一步，自信和愉悦都在我心头不断扩大，就像维多利亚在帮助我。我还记得当我突然意识到，我抱着的是自己的孩子，于是情不自禁地傻笑起来。那一直是我生命中最快乐的记忆。

这次我一点儿也不紧张。我轻轻抱起自己的女儿，托着她的头，让她的身体靠在我的胸口和肩头，和以前的无数次一样。然后，我走了三十步，来到钢制的航空棺材旁边，棺材里还有白纱铺成的小床。

航班延误了几次才起飞。在机场等待的九十分钟里，阿姆丽塔和我一直握着彼此的手。当那架巨大的747飞机终于开始滑行，我们没有向窗外张望，满脑子依然想着那口小小的航空棺材，刚才我们亲眼看着它被装上飞机。飞机爬升到巡航高度，我们一直没有说话。云层遮盖了加尔各答最后的身影，我们也没看一眼。我们带着宝宝回家了。

16

的确，某种启示即将到来。

——威廉·巴特勒·叶芝

维多利亚的葬礼安排在1977年7月26日星期二。我们把她葬在一处小小的天主教墓园里，墓园所在的小山俯瞰着埃克塞特。

明亮的阳光下，那口白色的小棺材仿佛在发光。我没有看它。整个简短的下葬仪式里，我一直盯着达西神父头顶的那片蓝天。透过树冠的缝隙，学院旧建筑上方高耸的砖塔清晰可见。一群鸽子在夏日的晴空中转圈翱翔。就在仪式结束之前，不远处传来一阵孩子的喊叫和欢笑，但是一看到我们，他们的笑声戛然而止。阿姆丽塔和我同时转过头，看见一群年轻人骑着自行车毫不费力地朝下山的方向呼啸而过。

阿姆丽塔计划在秋天重返学校任教。我什么也没做。回家三天后，她清空了维多利亚的房间，把它重新布置成一间缝纫室。她从没在里面做过手工，而我根本不曾踏进那里一步。

当我终于开始清理从加尔各答带回的衣服时，我觉得应该仔细搜一搜那件猎装衬衫的口袋，就是那晚我送书给达斯时穿的那件，现在它又脏又破，不成样子。那盒火柴已经不见了，我满意地点点头，但是一秒钟后，我在另一个口袋里找到了我的小记事本。也许那晚我带了两本记事本。

十月底，阿贝·布龙斯坦来拜访了一天。之前他出席了葬礼，但是除了吊唁的常规对答以外，我们没有谈别的。后来我又跟他聊过一次——那是一个深夜，我喝了酒，给他打了个语无伦次的电话。阿贝耐心听我唠叨了近一小时，最后柔声说道：“上床去吧，博比。好好睡一觉。”

十月的那个周日，我们端着白葡萄酒坐在起居室里，讨论如何维持《他声》的运转，以及卡特的能源新政能否解决石油短缺。阿姆丽塔时常礼貌地点头微笑，但整个谈话过程中，她仿佛一直远在千里之外。

阿贝提议说，我们应该一起去屋后的树林里散会儿步。我眨了眨眼。阿贝讨厌所有形式的运动。在那个美丽的秋日，他和往常一样穿着皱巴巴的灰西装和黑色翼纹牛津鞋，脖子上系着薄领带。

“当然。”我干巴巴地回答。于是我们俩一起沿着林间小道走向山里的池塘。

这个季节的森林漂亮极了。小路上铺了一层厚厚的铬黄色榆叶，只要转个弯，总有火红的枫叶和漆树扑面而来。长满棘刺的山楂树上挂着小小的果子，洁白的桦木在湛蓝的天空下昂然挺立。阿贝从外套口袋里掏出一根吸了一半的长雪茄，一边低头苦走，一边心不在焉地嚼着烟草。

我们走了三分之二英里，离俯瞰公路的山顶大概还有一半路程。阿贝一屁股坐在路边一棵歪倒的桦木上，开始有条不紊地脱下鞋子清理里面的沙土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