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晚，以及后面的无数次，她身上的奶香和婴儿香，从产房到育婴房的三十步。

没有睁开眼，我抓住行李箱的把手站起身来，奋力把它扔向房间另一头。箱子撞上一个蒙尘的架子，然后掉进一堆箱子里看不见了。

我离开房间，沿着空旷的走廊走了二十步进入航站楼，又迈出十步来到唯一有人的售票柜台前，买了一张最早的国际机票。

航班没有延迟。二十分钟后，汉莎航空前往慕尼黑的飞机准时起飞，除了我以外，机上只有十个乘客。我甚至没有想过要望向窗外，看加尔各答最后一眼。飞机的起落架还没收起，我就已经睡着了。

第二天下午我在纽约着陆，随后转乘达美航空的727飞机回到波士顿的洛根国际机场。飞机降落时，最后一丝神经质的力量离我而去，我打电话请阿姆丽塔来接我，嗓子整个都哑了。

当她开着那辆红色平托赶到的时候，我浑身颤抖，几乎有些神志不清。她想送我去医院，但我深深蜷缩在黑色合成材料的座椅里不断催促，“开车。求你了，开车。”

我们沿着I-95公路向北行驶，傍晚的夕阳在公路中间的护栏上投下修长的影子。刚刚下过一场暴雨，道路两边的田野湿漉漉的。我的牙齿几乎不受控制地咯咯发抖，但我仍在不停地说话。阿姆丽塔沉默地开着车，只是偶尔转过头来，用那双深沉而忧郁的眸子看我一眼。就算我已经开始重复喋喋不休，她依然没有打断我。

“我意识到，那正是他们希望我去做的事情。他希望我这么做。”我们已经开到了州际线附近。“我不知道为什么。也许他希望我取代他的位置，就像他取代了达斯。或许是克里希纳救了我，因为他知道有一天他们会为了某个疯狂的目的让我回去。我不知道，也不在乎。你知道什么才真正重要吗？”

阿姆丽塔一言不发地看着我，薄暮的微光下，她棕色的皮肤宛如黄金。

“我每一天都在责怪自己，我知道，这样的愧疚不死不休。我觉得那是我的错。那就是我的错。现在我发现，你也一直在责怪自己。”

“如果我没有放她进来——”阿姆丽塔开口了。

“就是这样！”我几乎喊了起来，“我知道。但我们不能这样下去。如果我们无法放下，那不光会毁了彼此、毁了自己，也会毁了我们三个人存在的意义。我们将沦入黑暗。”

阿姆丽塔在索尔兹伯里平原出口附近的一个休息站停了下来。她松开方向盘，我们默默地坐了几分钟。

“我想念维多利亚。”我说。自从去年离开加尔各答以后，这是我第一次在她面前提到这个名字。“我想念我们的宝宝。我想念维多利亚。”

她轻轻靠向我的胸口。我听见低沉的呜咽，感觉到温热的泪水，但我有些糊涂。然后我明白过来。

“我也是，博比，”她说，“我也想念维多利亚。”

我们拥抱在一起，卡车带来的噪声与气流从我们身边呼啸而过，高峰期即将结束，车流依然拥挤，轮胎碾压路面的声音不绝于耳，夕阳金灿灿的余晖洒满公路。

18

想一想吧，一切仇恨都被逐尽，

灵魂恢复了它本来的天真，

最终认识到了灵魂就是自娱，

就是自我安慰，自我警惕，

它甜蜜的意志将是天国的意志，

纵然每一张脸都怒气冲冲，

每一个多风之处都吼个不停，

或每一只风箱迸发，她依然自怡。

——威廉·巴特勒·叶芝，《为我女儿的祷告》

现在我们生活在科罗拉多。1982年春天，我受邀来到这里山间的一所学院开办了一个小小的工作坊。后来我又回了东岸一趟，把阿姆丽塔接了过来。短期的访问顺理成章地变成了定居。我们把埃克塞特的房子租了出去，包括所有家具在内，但那九幅画我们带了过来，现在它们就挂在小屋粗糙不平的木墙上。1973年买的那幅杰米·韦思小型油画挂在光线最充足的窗边，刚开始的几个月，山间光线的质感迷住了我们，阿姆丽塔和我开始尝试画油画，当然，作为初学者，我们都相当笨拙。

以波士顿的标准来看，学院的硬件设备相当原始，薪水也很低，但我们住的房子曾是游骑兵的营地，透过宽大的窗户，可以望见北边一百多英里外白雪皑皑的群峰。强烈而明澈的光线照得山峰的轮廓清晰得近乎疼痛。

我们大部分时间都穿着牛仔服，阿姆丽塔学会了在泥泞的雪地上开四轮驱动的野马。我们想念大海，也想念我们的朋友和海滨文化的种种好处。现在，离我们最近的镇子在山脚下，离学校足足有八英里，在夏天的旺季，镇上号称共有七千居民。镇上最高级的餐馆名叫“LaCocina”，在西班牙语里，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厨房”。要想出去吃晚餐，那么我们可以在必胜客、诺拉的早餐角、盖里烤肉和州际公路上二十四小时营业的卡车休息站之间挑选。夏天阿姆丽塔和我经常光顾风味冰淇淋店。在新的市政中心落成之前，镇里的图书馆开在一辆清风房车里面。这里距离丹佛大约三小时车程，冬季两头的山口都会关闭一段时间。

但这里的空气格外清新，早晨我们总是感觉身体轻飘飘的，就像重力也随着海拔的升高减弱了一样。白天光线的质感远非愉悦可以形容，对我们来说简直就是恩赐。疗愈的恩赐。

上一个秋天，阿贝·布龙斯坦去世了。当时他刚刚完成冬季号的编辑工作，那期杂志登载了安·比蒂的一个短篇，阿贝在步行前往地铁站的路上突发心肌梗死。

阿姆丽塔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