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就把解剖报告寄给我们，结果显示我妈并非死于中国流感（伯恩斯在信中用极客气的语气写道：“我自己并不熟悉那种疾病，然而身为一位病理科医生，我必须承认，也许我对当地疾病的熟悉度，并不如我那可敬的同行约翰·那不勒斯医生。”），而是死于动脉瘤。动脉瘤！西比尔姑姑向我解释后，我常常想象那是怎么一回事：只听到动脉轻轻爆开，湿黏松软的组织缠绕在一起，大脑变成一片黑红相间，宛如闪亮黏稠的红石榴。（后来十几岁的时候，我曾因为一阵奇怪的罪恶感浮上心头而这样想：多么年轻！多么不公平！成年后，到了能严肃思考自己的死亡、希望怎样死去的时候，我也曾想：多么戏剧性啊！我想象那画面就像一阵流星雨或火花，点点火光如宝石一般从天而降，每道火光都不比秧苗大，母亲的最后际遇几乎让我羡慕了起来。）

西比尔姑姑写信跟我说：“她并未感到痛苦，死得很干脆。她很幸运。”

死得很干脆。我常想起这种说法，直到我自己也当上医生，亲眼见识了西比尔的话是怎么一回事。但小时候那几个字就像死亡的概念本身，对我来讲是个谜。死得很干脆。我妈的运气好，死得很干脆。她是个喜欢做梦的人，宛如人间游魂，而且大自然还把最棒的礼物送给了她。那天晚上，她静静地滑进棉被里，就像把双脚伸进清浅的潺潺溪水一样，闭上双眼，不知道自己接下来会怎样，也不感到害怕。

多年后，母亲仍以诡异的形式出现在我的梦里，她的脸出现在其他东西上面，看起来是如此怪诞而深奥难解：她曾变成我鱼钩上滑溜的白色鳟鱼，悲伤的嘴巴咧了开来，一双黑眼紧闭着；她也曾变成我家农场边缘的榆树，树上那些参差不齐的斑驳金黄树叶，变成她头顶那一束束打结的黑发；或是穆勒家那只跛脚灰狗，充满渴望的嘴巴一张一合，却未曾出声。年纪渐长，我也开始了解母亲死得有多么轻松，怕死的人对人生都还有悬念，但她没有。仿佛从我有记忆以来，她就在为自己的死亡做准备。前一天她还活得好好的，隔天却死了。

就像西比尔姑姑说的，她很幸运。在将死之际，除了死得轻松点，我们还能有什么要求呢？

母亲死后，就只剩欧文与我，还有父亲了。先前我说了一点关于父亲的事。他跟母亲很像，都有点疯疯癫癫，无法安于现状，我们说不上喜欢他，但他的确比母亲还好相处。如果说母亲是死时才受到命运之神的眷顾，父亲则是早早就认为运气是他与生俱来的权利。

父亲的故乡是我们家附近的皮特镇，那是另一个无人知晓的地方。如今几乎废弃了，每年逐渐变得愈来愈可悲，人口七零八落，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