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长大了便会远走高飞，再不返乡。不过父亲小时候，皮特镇还挺重要的。那里曾经有个火车站，因此镇上经济规模虽小，却很稳健。例如，有旅馆、音乐厅各一间，矗立在主街两侧的是一栋栋蓝色与灰色系的两层楼木造房屋。前往加州的旅人往往会在皮特镇稍事休息，在车站附近的杂货店吃一份鸡蛋沙拉三明治，喝一罐芹菜汽水再上路。镇民因为这种短暂而单纯的关系发财：旅客掏钱买东西，高高兴兴互道再见，双方却绝对不会再见面。毕竟，人生在世大多数的关系不都像这样吗？唯一的差别是，这已成为皮特镇多少代以来的生活方式。

我的祖父母都是匈牙利移民，开了一家杂货店。他们与儿子不同，两人工作勤奋而简朴，对投资很有一套。1911年，也就是我父亲读大三的时候，他俩因为流感相继亡故。父亲与妹妹继承了祖父母的店面与房屋，以及他们生前在林登镇购买的七十英亩农地，还有存款。跟我妈过世时一样，父亲展现出处理后事的能力与效率。他把皮特镇的店面、房屋卖掉，缴了税金，办了葬礼，并且为他妹妹开了一个储蓄账户。当时刚从高中毕业的西比尔姑姑，用一部分钱支付了韦斯利学院的学费。父亲生性较懒，把普渡大学念完后，就迁居林登镇，盖了一间房子，每年买入几英亩的地。西比尔姑姑进入西北大学医学院就读的时候，父亲种植的是大豆、扁豆与黄豆。后来，他生了两个儿子，成为当地的铁路员工，负责管理时刻表。他完成了自认为该完成的所有人生目标。

母亲的行为令我不解，而父亲的则让我感到气恼。就我看来，唯一让他感兴趣的，就是彻底懒散的生活方式。对此，我的愤怒难以言喻。理由之一是，我们住在一个勤奋程度决定个人价值的国家。我跟欧文并不特别在意镇民对“值得尊敬”的定义，只是我们的想法刚好跟大家一致——父亲的行为让我们感到羞耻，甚至令人厌恶。毕竟当时是经济大萧条的时代。我们听过很多儿童被父母遗弃的故事，也看过照片上很多意志消沉与筋疲力尽的男人正在排队等汤喝，或者谋职、借钱。但我父亲就是如此缺乏企图心，心如止水，而且完全没有努力的动机，身处于那个时代却完全不受影响。我还记得那时候每逢晚上坐在厨房餐桌边，我都常常渴求有一个会对我大吼大叫、贬低我，为了让我上进努力而打我的父亲，对我的企图心比我自己还要强的父亲。但我父亲却只是坐在那里，陶醉哼唱着最近的流行歌曲，手卷着烟。他那浓密的八字胡上沾着匆匆煮好的玉米，每当我提醒他，他总是懒洋洋地伸出舌头，像一条优雅的蟒蛇似的扫过嘴巴与鼻子边，同时哼个不停。最让我感到愤怒的，就是这种漫不经心、无忧无虑的举动。现在回想起来，这种自以为是的批评实在很好笑：偶然的好运持续降临到父亲身上，我当然是获益良多，但是当年，我总觉得他对欧文与我而言，只是个帮倒忙的家伙。任谁在那个家庭长大，都会以为天降鸿运是理所当然的事，就连累积庞大财富都不需渴求做梦。其实，我父亲有钱并非他喜欢累积资本，而是钱就是会来到他的手上，如果偶尔做了不理想的投资决策，他似乎也不在意。

这一切都让我愤怒不已，因为像我这种被宠坏的孩子最想要的，莫过于那种清贫度日的浪漫感觉。我常幻想自己的父母亲是努力工作的移民，而我是他们未来唯一的希望。《银色溜冰鞋》之类令人感伤的儿童故事让我很感动，而我常把家人幻想成类似故事里面的各种角色。父亲是笨拙无助的中风患者，流着口水，而欧文则是我那跛脚的白痴弟弟。我自己是个拓荒者与英雄，果决而机智。教育是我们家唯一的希望。我一定要把书读好，一旦我当上医生，全家就能脱离绝望与脏污的环境，搬入坚固的豪宅。我幻想自己因为多年来接受的美国教育，成了杏林圣手，可以把我那可怜的父亲医好，而他则不顾我的抗议，立刻开始工作。我那坚强而下定决心的母亲也恢复了美貌，多年来第一次露出微笑，我的弟弟更因为有钱接受了较好的教育，学会了说话，慢慢练就运动员的体魄。这是多么激励人心的故事啊！但实际上，我必须摆脱的负担并非贫穷，而是一个自满、完全不想努力的父亲，还有舒适的童年生活——要不是我对童年充满反感，那应该是一段可以好好享受的时光。

话说回来，我还有西比尔姑姑。我先前曾提及，我爸向来很敬佩西比尔姑姑，我甚至觉得他的敬意用五体投地来形容也一点都不夸张。当然，父亲是完全不了解她的，就像他对我来讲也是个谜一样；像她如此勤奋、聪慧而积极的人，怎么会跟父亲来自同一个家庭呢？

不过，并非每个人都欣赏西比尔姑姑。当年，许多嫉妒她或自卑的人曾说，西比尔能够自立真是太好了，因为没有男人会愿意照顾她。如果此番言论遭到质疑，他们会把话圆过去，说她太独立、太敢言，但大家都知道他们是什么意思：留着一头大鬈发的西比尔丑到一定嫁不出去，而她也的确没结婚。她比我爸小四岁，但是她于1945年12月因乳腺癌病逝时，五十二岁的她看起来比实际年纪还老。西比尔毕生被当成怪人，我认为从她在罗彻斯特当小儿科医师开始，她就认命地扮起了乡村小镇中性老处女的角色。

基于许多理由，这实在很可惜，但我向来认为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