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料不到，1980年那趟伊伏伊伏岛之旅，终将毁了我的人生。

当时我已领养了二十六个孩子，这个数字当然已经超过我的需要，也超过我想要的。可此刻，一般人对我大量领养小孩的行为，看法已经改变了，在某些地区甚至成为人面兽心的例证。一开始领养小孩时，大家都视我为英雄：也许是个奇怪的英雄，尽管怪癖颇具争议性，但终归是个英雄。身为单身男人、知名科学家，却对那些营养不良的原住民孤儿敞开了我家的大门（我家离小镇外不远，是一间殖民地时期的房屋，有八间卧室，是我用一部分遗产购得的）。皮肤黝黑且鼻子扁平的他们，除了生活凄惨，完全没受过教育。

我的英雄身份大概在我带第九个小孩回来后，被毁掉了。突然间，那些喜欢嚼舌根与发表意见的人，还有世界上的女人（对我的个人行为最有意见的似乎都是女人，她们常常这样），都开始怀疑我。为什么我需要领养那么多小孩？为什么我有那么多小孩，却不娶老婆？我到底想干什么？这件事一定有鬼，不是吗？怀疑归怀疑，从来没人敢直接提出指控，但我总是感到许多人在怀疑我，就像一块方糖卡在舌头底下，虽然正在融化，还是可以感觉到它的存在。我相信，就连我家那位来自当地的管家兼奶妈汤林森太太（她之所以获聘，全凭外表，因为她看起来愚钝、健壮、脸色红润，就像小说家狄更斯笔下的厨房女佣，唯一的差别在于她是住在马里兰州的现代人）也喜欢向我邀功，说她数度在女性友人和姑嫂面前帮我辩护，但毫无疑问，她也会跟她们分享自己的想法：好吧，说到底，他领养那么多小孩要干什么？（当时我的确不太理会别人说什么，现在回想起来，我还真的是过于狂热、怪诞，领养小孩的速度也太惊人了。）

后来，到了1974年，因为获得了诺贝尔奖，我再度成为英雄。我有许多“失算之处”（就像《泰晤士报》说的，我显然辜负了梦游者，在同一篇文章中，作者还绕着弯骂我，说是我造成了塔伦特的失踪，并且毁了伊伏伊伏岛），但显然无损于我深具人道关怀的事实，我把自己的个人慈善事业经营得有声有色，简直不输马戏大王费尼尔司·巴纳姆。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我不断接受访问，问题都绕着伊伏伊伏岛、梦游者、塔伦特与欧帕伊伏艾克打转（反而较少论及我的研究工作及其意义），但关注的焦点还是孩子们：我可以带着他们一起亮相吗？他们是否有适应不良的问题？他们有什么故事是我最喜欢的？访问者总是希望挖出故事，让孩子们显得很可爱的逸事，但是从我嘴里老是问不到：毕竟他们只是孩子，而且没有那么多的可爱之处。一再有人问起我为什么要领养他们，但我觉得这问题很难回答。说真话会令人厌恶，但是如果扯谎，说我想帮助贫民，喜欢有小孩做伴，答案却会显得简单陈腐，甚至可笑。但令我惊讶的是，所有访问我的人都不曾质问我，而是迅速就把答案写下来。等到报纸与杂志把访问稿刊登出来后，我看到自己被称为“充满父爱的老爹”或“溺爱孩子的父亲”，更是觉得惊奇不已。

在乌伊伏国，我的诺贝尔奖得主头衔没有什么用；我只是一个两年会去一次的白人，他们会把各种没人要的孩子硬塞给我。讽刺的是，我在那里发现了一个长生不死的部族，但那些帮我发现的人却并非不死之躯。乌瓦死于1965年，当时他五十六岁；不久阿杜也走了。乌瓦与阿杜的一些孩子也都去世了（例如乌瓦的儿子，他曾把自己的一个孩子硬塞给我；阿杜女儿生的那对双胞胎儿子，如今都是我的养子），自然寿命本来就不长的他们，因为酗酒都早早离世了。

图伊乌沃的宽阔街道泥泞不堪，布满脚印，沿途两侧到处是不可能实现的兴建计划，早就被放弃了，只留下残瓦碎砾（一包混凝土松垮垮的，中间划开了一个洞，原本要用来兴建道路的泥沙慢慢流出来，别处则摆着一捆用破烂棕榈叶绳索绑起来的钢筋，锈成了橘色）。我偶尔在路上走时，会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觉得自己下飞机的地方好像不是伊伏伊伏岛，觉得自己过去熟知的那个乌伊伏国首都应该在岛上的另一边。这个城镇实在太不像话了，乞丐越来越多（一直让我感到纳闷的是，他们要向谁乞讨？因为这个镇上没有人有钱，过去曾经大批来访的忙碌的外国旅客，早在十年前便已离去，再也不曾回来）。他们在路边生起小小的暗淡火堆取暖，路边的棚屋看来破破烂烂，使用的棕榈叶建材因为长霉也布满黑点。唯一的新房屋是国王的寝宫，宽阔的门面是混凝土结构，丑陋无比，上面还凿了一个个没装玻璃的窗格。在粉刷与铺屋顶的工作完成前，国王的钱就用光了，所以粉刷只完成一半便被搁置下来，寝宫顶端也只铺了一层层棕榈叶，不过棕榈叶是新铺的，看起来像戴了假发，而且，镇上也早已没人记得怎样把棕榈叶编织成同时具有保护作用与优雅外观的屋顶了。

每次去岛上，我总是住在老地方：豪华程度排名镇上第二的客栈，是全镇两栋混凝土建筑之一，有六间客房，我向来是唯一的投宿旅客。我的房间有一张勉强称为床的东西，铁制床框非常古老，床垫是一个很大的棉布袋，里面塞着清脆的棕榈树外壳，还有挂在墙上的竹竿十字架，可以算是镇上最漂亮的东西。客栈靠近海边，我总是坐在屋顶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