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会咯咯笑，但时间点总是会晚，所以没人知道他在笑什么。我想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他的行为退化成种种反射动作，表现常常不太对劲，让他看起来很奇怪，反应的时间点总是跟别人不一致。看着我的时候，他还是一样冷淡的眼神，但过去那种质疑与倔强的目光已经被茫然的黑眼珠取代，他的眼睛仿佛一摊黑水。

我想如果我真有错，就错在我内心深处还挺满意他那副德行。然而，我也知道那样不太健康，我不该希望自己的孩子变成那样。但我就是没办法不那样想。自从他青少年的火暴脾气发作后，就开始叛逆固执、不受控制，与小时候判若两人，像动物与人类那样截然不同，因此我几乎任由自己相信，此刻的他就是他改变之前的模样。此外，他也不真的像行尸走肉，生活中还是有许多他喜欢做的事。例如，他加入了田径队，参加比赛，也是高中合唱团的一员。（在一场演唱会上，我听出他那与众不同、平淡单调的男高音，纳闷他为什么没有被刷掉。）他的成绩中等，从来不是模范学生。不过我跟他说，我乐于送他进愿意收他的最佳学府，就像我跟其他孩子说的那样，结果他进了马里兰的陶森州立大学，我立刻开了第一张学费支票，又买了一只不锈钢手表给他，就像两年前威廉与伊索德高中毕业时，我买给他们的那种。后来，我用箱子与垃圾袋帮他打包衣服、书籍和各种小饰品，送他去宿舍，把兰辛太太帮他买的新床单与毛巾给他。之后，我看到他的机会愈来愈少，不过我还是欢迎他回家。跟其他小孩一样，他喜欢大学，或者说我认为他喜欢，因为他从来不和家里联络。事实上，只有通过学校出纳组寄来的账单，还有断断续续的成绩单（我知道他主修的学科是运动理论，成绩是丙，另外两三科则是乙），我才知道他是否还在读大学，出席率怎样，是否有念书，有没有开始参加派对，或者和觉得异国情调很刺激的漂亮女孩共度春宵。有时候，我会胡思乱想，猜想他前一晚或那个当下在做什么，我从未这样想过其他孩子的生活。我想象他在上课，两只脚伸直，头部与长长的脖子往后伸，打着哈欠，张嘴露出粉红色的舌头与洁白牙齿，每一颗上面都套着所费不赀的小小全瓷牙冠。

维克多大二那年的春天，有一天我坐在我家外面的花园里。初春的天气如此美好，只是有点潮湿，当时所有植物好像同时变成上百种无以名状的惊人绿色，我欣赏着树上半透明的轻薄嫩叶，一片片散发出金箔般的光芒。那一天我提早下班回家，因为我得了肠胃型感冒，头晕目眩，口水带有咸咸的痰。但是我记得我觉得很幸福，可以待在自家花园里，身边的世界一片寂静。

我是如此陶醉，根本没听见敲门声，也没听见门铃响个不停。所以，当两个男人从后门走到花园时，我吓了一跳，腾地站了起来。他们一黑一白，一老一少。我问：“你们是谁？”

年轻白人用问题回应我：“是亚伯拉罕·诺顿·佩利纳吗？”我能怎么办？只能点点头。

“我是蒙哥马利郡警局的马修·班维尔警探。”那个男人咳了一下，似乎有点尴尬，他说，“佩利纳医生，恐怕我们必须请你到警局去回答一些问题。”

突然间，我看见那个春天的第一只蝴蝶在空中飞舞，在我的脸颊附近拼命拍打洁白的蝶翼，有那么一刻，我觉得它在试着对我发出警讯，而且是只有我才看得懂的信息。

但是没有警讯。等到我转身面对那两个男人时，他们还是静静等待着，脸色凝重。漠然而冷酷，一般人见到我时不会露出那种脸色。

“我要先拿我的药。”最后我终于说道。班维尔警探看着另一人，对方点点头，于是我们三个一起走进了我家。他们让我自己进入浴室，我在镜子前站了很久，凝视自己的脸，心想我会遇到什么事。这时，我发现我还没问他们为何要盘问我。我没做坏事，我告诉镜中的自己，但镜中人只是索然无味地瞪着我。我要问他们为什么来找我，我心想，我不会怎样，这件事很快就会结束，好像没发生过一样。于是，我走出去问了个清楚，但就如大家所知道的，我真的出事了，他们没放过我，我的人生也永远改变了。假使当时我知道自己的处境会急转直下，我想我会设法在浴室里待久一点，看着自己的脸，仿佛在寻找答案，就让他们在外头等待，任由地球缓缓转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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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当然是在实验室里酿的。任何实验室里总是会有一个品酒家（比较缺德的说法是，有可能变成酒鬼的家伙），在闲暇时利用烧杯自制各种烈酒，在派对上一时兴起拿出来喝。他们酿出来的酒有些还真不错。

跟欧帕伊伏艾克人相似之处在于，引起他们青春期异常的原因是当地一种特有的啮齿目动物（菲尼水豚），所有卡瑞人都是吃这种动物长大的（其肉质多汁甜美）。在诺顿先前的开拓性研究之后，这当然又是一个令人非常振奋的发现，但是根据后来的研究显示，卡瑞人会那样其实是特别的体质使然，而非任何外在因素。尽管如此，诺顿还是想带回一些卡瑞人进行研究，但是被生物医学及行为研究之人类保护国家委员会下了禁令，因为自从1976年他提出请愿案，要求重新安置梦游者之后，该会就持续严格监视他的研究活动。因为政治因素，诺顿被迫在1990年放弃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