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德元年春三月，江南的柳树已经抽了新芽，秦淮河两岸的杏花开得正盛。

南直隶的官道上车马不绝，商贩的吆喝声此起彼伏，苏州城外的丝厂里，织机昼夜不停地响着；各地的窑场上，新烧的青花瓷在晨光中泛着润泽的光。

海船从月港、从宁波、从上海县出发，载着丝绸和瓷器驶向长崎、吕宋、巴达维亚、马尼拉，换回来的是成箱的白银和香料。

隆庆年间朝廷迫于压力开放了漳州月港，后续又在南直隶陆陆续续开放了几个通商港口，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八十几年了，东南沿海的海上贸易早已不是当年的试探模样。

每天各个港口都有几十上百艘船只进入，当然由于朱元璋定下的税收政策导致了朝廷都不知道该怎么收这帮人的税，以至于到了万历年间，六个市舶司每年给朝廷交上去的银两多的有三千多两，少的只有数百两，万历皇帝一看就这么几毛钱，还是派太监去各地挖矿，从土里和农民抢食吧。

除了大明朝廷，苏州的绸缎商、扬州的盐商、徽州的茶商、景德镇的瓷商，都在这个时代赚得盆满钵满。

他们在城里建起深宅大院，在城外买下连片的田庄，在自家的园林里堆山叠石、引水栽花，过着精雕细琢的日子。

那些园林的墙上嵌着玻璃窗，都是从西洋来的，光从窗子透进来，落在大理石的地面上，反射出斑驳的光影，有人在园中养了孔雀，有人在池中放了锦鲤，有人在书房里摆满了从南洋运来的红木家具。

城镇化也慢慢推进，随便一个县城人口都有好几万甚至十万人以上，要知道陕西一个县人口多的也就一两万，少的只有几千，当初张献忠用了废了很大力气拿下的桐城县，在大西军进城后一查白册居然有二十四万人。

江南的官绅地主们，靠着海贸积攒了巨额财富之后，并没有把钱全部投进商船和工坊里，而是买了大量的田地和人口，一个士大夫之家，有田数千亩、奴仆上千人，在苏松常镇一带并不是什么稀罕事。

苏州府的吴家、松江府的徐家、常州府的陈家，哪一家不是奴婢成群？据说吴县随便一户仕宦之家，单是家中的使唤奴婢便有两千余人，分了内外两院，外院做粗活的男仆有八百，内院伺候主家的丫鬟仆妇有六百，其余的在庄上种田、在坊里做工。

这些人从出生起就是奴婢，他们的父母是奴婢，祖父母也是奴婢，子子孙孙都是奴婢，除非主家主动放卖，否则他们世世代代都脱不了奴籍，没有人能凭着自己的意愿脱离那本册子，那本写满了名字的奴仆册子，比铁链子更结实，比枷锁更长久。

日子过得苦，奴婢们吃的是粗粝的杂粮粥，一年到头难得见到几回荤腥，冬天没有棉衣穿，脚上拖着草鞋甚至光着脚踩在冰凉的青石板上，脚趾冻得红肿溃烂，到了开春也长不好。

在主家宴客的时候，他们站在灶房里汗流浃背地烧火、端菜、收拾残羹，热得头昏眼花也不能歇一歇。

有人在灶台前热昏了过去，摔在地上磕破了额角，主家只是让人用凉水泼醒了，叫继续干活，有人冬天在外面守夜，冻死了都没人知道，第二天早上才发现蜷在墙角的尸体已经硬了。

除了劳役之苦，还有凌辱之苦，奴婢是主家的财产，主家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年轻的女婢若是被主家的老爷或少爷看中了，很少有能躲过去的。

有些运气好的被纳了妾，虽仍是奴婢身份，但好歹日子好过一些，运气不好的，被糟蹋之后又被转卖到别家，甚至卖到勾栏里去。

曾经有读书人记下过这样的事，太仓某富商家的一个女婢年仅十四岁，还未许配人家，便被主家的儿子强行霸占了，事后主母妒忌，竟让人用钳子夹断了那女婢的手指，又剃光了她的头发，用针线缝了她的下体。

那女婢疼昏过去好几回，醒过来的时候满身是伤，被扔在柴房里自生自灭，后来有个好心的婆子偷偷给她送了碗粥，她喝了粥之后趁着夜色爬出后门跳了河，第二天被人捞起来的时候，她身上还穿着那件破了洞的旧衣裳，手里攥着一块石头，像是怕自己沉不下去。

这些事情在江南的乡间市镇里，三天两头便有没有官绅商贾觉得奇怪，也没有觉得不该。

奴婢是物件，物件怎么处置都不过分，偶尔有心地善良的老爷会善待奴婢一些，给口饱饭，逢年过节赏几尺布，那是要被人称道的好人家了。可这善待也不过是把人当牲口一样养着罢了，终究不是当人看的。

这几年随着刘处直占领湖广，又和李自成在北方攻城掠地，张献忠盘踞安庆、凤阳时刻威胁着他们，江南的老爷们害怕被清算稍稍安稳了一些，到了弘光朝廷建立之后他们觉得腰杆子又硬了，以前怎么样现在又怎么样。

因为北方的残兵败将一批一批地涌过来，朝廷要养兵，银子从哪儿出？富商们有办法避税，他们把田产挂在别人的名下、挂在衙门书办的名下、挂在寺庙的名下，各色手段五花八门，朝廷的税吏根本收不到他们头上。

收不到官绅的，就只能从百姓和奴婢身上搜刮，加赋、加征、加派，名目一天比一天多，小户人家的自耕农交不起税，干脆把地投靠给大户做佃户，自己也沦为了奴婢，这样当奴仆的人越来越多日子就更难了，本来吃杂粮粥还能勉强活着，如今你不干这活有的是人干。

镇江府金坛县的张绪和张浒两兄弟，就是在这样的年月里站出来的，他们是金坛本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