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白我再也不会知道更多了。

现在我们沿着海德公园，朝马布尔拱门驶去。

“我在试着写一本书，”为了接上话头，我羞涩地对他说。

“一本书？”

既然他出生在战前波兰的利沃夫，二战劫后余生；现在我把他安排在小说里，活动在北站的周围，这恰是一个偶然遇到的传奇人物。

他的车子在玛丽勒本火车站前减慢了速度。我想我们也许还要巡视火车路旁的旧房屋。然而，车子穿过一条狭窄的街道，来到摄政王公园。

“终于到了一个富人区。”

他尖笑一声，像马嘶一样。

他叫我记下这些地址：在罗内·克楼兹角落的公园路125、127、129号，三幢带有凸肚窗的浅蓝色的房子，最后一幢已一半坍塌。

他查看一下钥匙串上的标记，打开中间那幢房子的门。我们又到了二楼，走进一间比塔尔咖兹路那间更宽敞的房子里，窗户玻璃没有受到损害。

在房间的深处，也有同样的行军床。他坐在上面，把黑公文包放在身边。随后，他用白手帕擦额头。

有些地方的墙纸被撕破，缺少地板板条。

“您可以从窗口望出去，”他对我说，“这值得一看。”

的确，我看到了摄政王公园的草地，周围建筑物的正面，墙身白色的灰幔和草地的绿色使我顿感平静和安宁。

“现在，我给您看别的东西……”

他站起来，我们沿着一条走廊前进，那里天花板上吊着电线。我们走进房屋后的一间小室里。房屋的窗口朝向玛丽勒本火车站的铁路。

“两边挺迷人的。”拉赫曼对我说，“是吗？老兄。”

接着，我们又回到靠摄政王公园这边的房子里。

他又坐在行军床上，打开黑公文包，拿出两个用锡纸包的三明治，给了我一个。我坐在地板上，面对着他。

“我想让这间房子保留这状态，最终我搬到这里住……”

他咬了一口三明治。我想起玻璃纸包的衣服。现在他穿在身上的衣服已弄皱了，还掉了一个纽扣，皮鞋还沾着泥巴。虽然他这个人这么怪僻，这么害怕肮脏，这么顽强地与细菌斗争，但是有些日子，却会使人感到他似乎半途而废，渐渐变成流浪汉。

他吃完了三明治，躺在行军床上。他伸长手臂，在地上的黑公文包里摸什么东西，他掏出那串钥匙，取下一把。

“喏！……您拿着……一个小时后叫醒我。您可以去摄政王公园里溜达溜达。”

他转过身，面对着墙壁，长吁一声。

“我劝您参观一下动物园，就在附近。”

我在窗前的阳光下一动也不动地站立了一会儿，接着听见他睡着了。

*

一天夜里，雅克丽娜和我回到切普斯陶别墅。这时，林达的门下又透出一丝光线。里面又演奏着牙买加乐曲，一直到很迟，印度大麻的烟味弥漫整个套间，就像我们刚住进这里的那些日子一样。

彼得·拉赫曼在多尔芬广场附近的单身公寓里举行晚会，林达拉我们去参加。泰晤士河岸上，多尔芬广场四周有一大片楼房。我们又碰见迈克尔·莎宛德拉，他曾离开伦敦去巴黎找制片人。皮埃尔·鲁斯堂读过这部电影剧本，对它感兴趣。皮埃尔·鲁斯堂，这个未曾谋面的名字至今仍飘留在我的记忆里，名字的音节给人留下的印象，如同人们二十岁时听到的所有名字一样，一听就能记下。三教九流的人参加拉赫曼的晚会。几个月之后，一阵凉风将带着新的流行歌曲和花花绿绿的奇装怪服，侵入伦敦。那几夜，在多尔芬广场，我好像觉得和我交错而过的一些人将成为这座城市的明星，他们将一下子给城市带来青春。

我早晨不再写作，改在子夜后写。我并不想利用寂静和安宁，只是想推迟工作的时间，每次我都能成功地战胜惰性。我选择这一时间还有另一个原因：我害怕我们刚来伦敦那些日子常感到的不安又卷土重来。

雅克丽娜肯定也一样感觉到不安，不过她需要周围有人、有声音。

子夜，她和林达离开套房。

她们去参加拉赫曼的晚会或到诺汀希尔偏僻的地方。在拉赫曼家里我们认识了许多人，他们邀请我们。首次在伦敦——莎宛德拉说——人们不再感到在外省，空气中似乎有电流。

我记得我们最后几次散步，我陪她到多尔芬广场拉赫曼家里，我不愿意上楼，不愿意混杂在这些宾客之中。但想到独自一人回到房间，又有点害怕。我还得在白纸上码字词，没有别的选择。

那几天晚上，我们要出租车司机停在维多利亚火车站前，从那里我们穿过品里廓几条街道，步行到泰晤士河。那是七月，天气炎热难熬。但每次我们走过一个小公园的栅栏，一阵微风夹着女贞树和椴树的花香向我们吹来。

我在大门和她分手。在月光下多尔芬广场一带的楼群显出清晰的轮廓。人行道上投下树影，树叶静止不动，没有一丝风。泰晤士河岸边，码头的另一端，驳船上有一家酒家，高高的招牌闪闪发光。迎宾生站在浮桥上的入口，但从表面上看没有一人走进酒家。我看着这位迎宾生，他的制服里似乎凝固着一个纹丝不动的木偶。这时节，车子不再经过码头。我终于到达宁静但悲怆的仲夏。

我回到切普斯陶别墅，躺在床上写作，然后，我熄了灯，在黑暗中等候着她。

她总是一人在清早三点回来，近来，林达又失踪了。

她轻轻地打开门，我假装睡觉。

随后，过了一些日子，我熬夜到黎明。我再也听不见她在楼梯口的脚步声。

*

昨天，一九九四年十月一日星期六，我乘坐地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