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其实是一个很荒唐的制度：一群是非观尚未完全建立的孩子，因为学习成绩好，就被赋予了学习以外的权力，而这个权力会影响、乃至直接左右身边其他同龄人在学校的风评。一张扣分的小票，就可以将一名学生拎到班主任的办公室里遭受一场狂风骤雨的批评，可以让他或者她在别人上课学习的时候、蹲在教室门口抄《学生守则》十遍；这张小票，也许决定着一个学生是否可以参加期末三好学生的评比，是否会被老师把家长请到学校来，是否会在晚上回家后挨上一顿打，甚至还能影响一位班主任的期末考评、年终奖金。

　　而这些手握权力的孩子们，真的知道这张扣分小票究竟有多厉害吗？当然不知道。

　　他们有的是为了当老师、家长眼中的“好学生”，认为这个小干部的身份是一种光荣，认真地去执行着学校的规定，却不懂得思考其中的意义；有的是为了体验给别人扣分的感觉，尤其是当别人求着自己不要扣分的时候，自己潇洒地撕下一张小票、写上对方的名字；还有的像崔磊这样，糊里糊涂、无欲无求，只是因为成绩好就被赶鸭子上架了。

　　在担任检查小干部的时间里，崔磊见到了许许多多的奇怪现象：放学路上，有的孩子忍不住与队伍中前后的同学说话被小干部抓到，一旦开口央求网开一面，有些小干部便会明码标价，要一包QQ糖之类的零食；许多小干部对关系好的同学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不熟的甚至关系交恶的则两眼狠狠盯着，生怕漏过细枝末节的违纪行为……崔磊甚至无意间听到过隔壁班的班主任偷偷叮嘱班里的检查小干部，让他们多盯着某个班级的放学队伍，尤其是在某个特定的老师带队离校的时候。

　　这样肯定是不对的。

　　当时只有三年级的崔磊可以意识到这一点，但那涉世未深的脑袋并不能完全理解其中扭曲的逻辑，他只是单纯地不喜欢这样，但自己又不知道如何拒绝反抗，只能默默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

　　许多与他一起当上检查小干部的同学，尤其是男生，最喜欢轮到自己执勤在周末去游戏厅抓人的日子。因为这样可以有光明正大的理由从家里跑出来，在大街上来回晃悠玩耍，玩够了就钻进游戏厅，抓他两三个激战正酣的，抄下名字，等到周一回学校交差。

　　更过火一点的，则在这一天卸下好孩子的伪装，堂而皇之地走进游戏厅，拿零花钱换几个游戏币，找一台角落里的街机痛痛快快玩上几局，然后偷偷瞥几眼、暗中记几个人名，走人。如果你运气好，今天来“卧底”的小干部不认识你，不知道你是几年级几班的，甚至压根不敢确定你是不是在这儿上学的，那么恭喜你，逃过一张小票。

　　令崔磊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同班一个叫王辉的同学，在周一的早上被老师从教室里揪出去，大声斥问他是不是去游戏厅玩了。起初他还想否认，而后就看见了揭发他的人——一个小个子男生。王辉当场傻在那，因为这个男生在前一天跟他一起在游戏厅里玩了个痛快，两人合作通关，对方技术很不错。临走时，对方问他叫什么、哪个班的，他就直接自报家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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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的这种做法实施久了之后，就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像那时乡下的游戏机厅这种场所，根本不像后来管理正规的电玩城，里面充斥着暴力、赌博之类的玩法元素，甚至还有专门播放黄色录像的房间。这样的地方本应严禁未成年人进入的，但农村的老板哪能有这种觉悟？为了赚钱，他们开始在门口安排一个望风的，专门盯学校的检查小干部，一旦发现了就通知里面，让小学生都临时躲起来。

　　而老板自己也会盯着，看有哪些生面孔进了屋子不花钱、不打游戏，然后让望风的人记住这些孩子的长相，下次看见就发“警报”。

　　这么一来，学校就没办法了，所有年级的学生加起来不到一千人，检查小干部的总数大概也就五十个，多去几趟就被老板们认个差不多了，又不能总是更换小干部的人选。

　　但形式还是要走的，不指望每次都抓到人，但总要有这样一个威慑在，不能让那些惦记游戏的学生太过肆无忌惮。

　　崔磊对这些事情都没什么兴趣，更不会玩那种大型游戏机，每次轮到他在周末执勤，他就只是应付了事，令他更感兴趣的是各种音像店，而这些店往往就开在游戏厅的旁边，大概是觉得彼此的消费群体有很大的交集吧。

　　那家他最喜欢逛的“腾达音像店”，里面的磁带、CD五花八门，哪个年代的都有。那些盗版专辑的做工足以以假乱真，价格只要五到八块钱，不过这里的人更喜欢买的是那些民间自己搞出来的什么“精选三十首”“金曲四十合集”之类的，哪怕这离谱的歌曲时长被压进小小的磁带里带来严重的音色失真。但那些黑车司机是这么算账的：一张盗版专辑五块钱，十首歌；一张大合集最多十块钱，至少三十首歌，当然是后者划算。

　　崔磊则不同，他最爱收集自己喜欢的专辑。作为一个三年级的小学生，这独特的品位给这位名叫马腾达的音像店老板留下了深刻印象，对这孩子几乎有求必应，只要是崔磊来问过的专辑，他肯定会在进货的时候替他想办法。

　　而“大地乐团”的这张CD，的确是难住了他，不仅搞不到盗版，连城里的正版音像店都没货，小地方的许多同行老板压根都没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