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喜欢跟他过不去。想到将要和他们一起派驻海外，想到自己的服役期还有三年半，比利明白如果不能摆脱他们的纠缠，他的日子可不好过。终于有一天，当他在健身房举重的时候，他们俩又来了，搬出那套混混、废物、痞子的台词。比利跟着他们去了大厅，以最正式的语气告诉他们，戴姆中士，布里姆中士，我不是少年犯，也不是流氓或痞子，请不要再这样叫我。我只想竭尽所能为自己的排和连队立功。

不，施鲁姆说，你就是个他妈的目无法纪的小流氓。只有小流氓才会去砸别人的车。

操，比利心想，他们怎么知道的？“要看是谁的车。”他说。

谁的车？

我姐姐的未婚夫。前未婚夫。

这话让两个人提起了兴趣。什么样的车？戴姆问。

一辆萨博，比利告诉他们。石墨合金轮圈，五挡变速，刚出厂三个月。两个人伸长耳朵等着他往下说，他只好对他们讲起二姐凯瑟琳，她是家里的明星，十分漂亮，而且又温柔又聪明，已经获得了得克萨斯基督教大学的部分奖学金。到此为止一切都很好，她主修商科，加入姐妹会，每学期都被选为优秀学生。一切顺利。她跟一个比她高三个年级、正在读工商管理硕士的学长订了婚，一个扭屁股的娘娘腔，很是自以为是。但这也还好，不坏，过得去，虽然比利私下并不喜欢这个家伙。直到二年级末、五月一个下着雨的早晨，凯瑟琳开车去上班。她在布林保险公司当接待员和实习经纪人。一切都好，除了在鲍伊营大道上被一辆打滑失控的梅赛德斯拦腰撞上。那个巨大的黑色物体打着转朝她飞来，她怎么都忘不了旋转涡流发出的呼哧呼哧声，仿佛死亡天使在扇动翅膀。等她醒来，发现自己平躺在地上，三个头发花白的墨西哥人站在她身边，正用一块硬纸板帮她挡雨。每次说到这里，凯瑟琳就开始哭。讲到这里她就忍不住情绪崩溃，说那三个男人如何瞪大眼睛、惶恐地俯视着她。他们的衣服被雨淋湿了，小声地说着西班牙语，小心翼翼地举着硬纸板，像是在供奉什么。

我甚至没谢谢他们，凯瑟琳说。我只是躺在那里看着他们。我没法说话。事实上医生们说她大难不死是个奇迹。盆骨骨折，大腿骨折，脾脏破裂，肺功能衰竭，大面积内出血，脸上和背部像织花边似的缝了密密麻麻的针，脖子以下缝了一百七十针，以上缝了六十三针。你会好起来的，手术第二天，整形外科医生对她说。要花上两三年，不过最终会治好的，这种事情他见多了。可那个娘娘腔受不了。车祸后第三个星期，他开车来到斯托瓦尔，解除了婚约。温柔的凯瑟琳把订婚戒指重重地扔到他脸上，像是扔掉一只爬在手上的蜘蛛或者鼻涕虫。可比利觉得这样还不够。这可是关系到他的姐姐，关系到全家人的骄傲，最起码关系到天杀的做人的尊严，关系到一切的一切的大事。他开车来到沃思堡，在那个娘娘腔的公寓外找到了那个娘娘腔的萨博，用那根他一路带过来的在真值五金连锁店买的铁撬棍把萨博砸得稀巴烂。当他爬上车顶、准备让挡风玻璃狠狠吃第一棍的时候，他内心感受到了平静和正义。那一刻他觉得这是自己的使命。在躁动的青春期，比利无数次冲撞权威，惹了一堆自作自受的祸，这次他决心好好干一场。他冷静地举起棍子，仔细地精心挑选落棍的地方。效果令人十分满意。刺耳的汽车警报声也没能叫他动摇。他早就想给这家伙点颜色瞧瞧，这下总算可以动手了。

当时他还有两个星期就毕业了。校董事会开了好几次会，一本正经地刁难了几次之后，决定比利可以拿到毕业证书，但是只能邮寄。他不能“上台领”，也就是说，不能按照传统，和其他毕业生一起排队上台接受毕业证书。校董事会主席以最阴沉、最可怕、如宗教审判般的语气向比利宣布：“你不能上台领。”为了忍住笑，比利觉得喉咙快炸了。好像他他妈的在乎似的！呜呜呜，我不能上台领？呜呜呜，我这辈子完了！帮他与校董事会谈判的律师在帮他免除牢狱之灾时费了更大的劲儿。砸烂萨博不是什么大事，要命的是他在停车场追着那个娘娘腔跑，手里还拿着铁撬棍。“我没想伤害他，”比利对律师坦白， “我只想看他跑。”事实上，比利笑得站都站不稳，根本没有认真去追。

最后，地区检察官同意，只要比利参军，就把重罪指控降至恶意损坏。军队不失为一个洗心革面的好去处，而且也比蹲监狱、每天晚上被外号叫“牧师”或“公猪”的家伙强奸强得多。于是他就这样在十八岁当了兵，成了一名最低等的步兵二等兵。

你姐姐后来怎么样？他讲完后，施鲁姆问。

她好多了，比利说。他们都说她会好起来的。

你到底还是一个少年犯，戴姆说。不过后来他们的态度缓和了许多。

主要是你的脑子有问题，不过我们治得好

比利希望乔希赶紧拿些布洛芬止痛片来，五杯威士忌可乐加重了他的宿醉。可要是他现在停下，反而更难受。戴姆和艾伯特站在过道上，正在聊昨天施鲁姆的葬礼。那本该是一场极其庄严肃穆的仪式，他们准备了道教经文和艾伦·金斯伯格的《威奇托中心箴言》，请了克劳人的一位长老来为战友的英灵祷告。结果仪式却变成了一出基督教极右翼分子的闹剧，一小群人站在教堂门外，高举“上帝痛恨你们，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八节” “美国大兵下地狱”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