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有人提及到宁王，，都免不了鄙夷之色，有了报纸推波助澜，各种流言也四起，流言比报纸更加离谱，也更令人发指，甚至一些宁王淫乐的段子也纷纷流传出来，这种小段子固然是百姓们喜闻乐见，反而更乐于消化，隐隐之中，宁王的名声不但臭不可闻，而且已成了过街老鼠，到了人人喊打的地步。

　　以至于许多地方都有人私下讨论，宁王造反是肯定了的，朝廷如何平叛已经成了刻不容缓的问题，大家纸上谈兵，自然免不了要带入其中，排兵布阵，分析朝廷与宁王力量的优劣，一个个都如自己是运筹帷幄的大将，免不了要好好的与人讨教一番，这样的讨论出现在工坊，出现在士人聚集的茶坊，甚至连聚宝楼都不免波及，为人津津乐道，仿佛人人都成了平叛的一份子。

　　而京师的议论，随着报纸在各地的行销，很快就波及到了各省，天下的三教九流，如今竟都是同仇敌忾，矛头直指宁王。

　　不过，大多数人都没有注意到，在许多报纸的某个角落里的一篇文章的存在，这是一篇看上去很规矩的文章，可是你若是仔细去读，才会发现其中的猫腻，这篇文章叫君子论，文章的标题似乎也看不出什么猫腻，若是继续往下读，才会发现里头的离经叛道之处。

　　在文章的开篇，作者先是提出了一个问题，何谓君子？

　　顺着这个题目，作者先是说，按现在的说法，所谓君子，既所谓读书人，读书人读书明礼，知礼自然就成了君子。

　　很快，作者就告诉大家，这是不对的，不但不对，而且大错特错。

　　如所有的文章一样，既然要找论据，就开始引经据典了，秦桧也是读书人，而且书读得好，那么他是君子吗？显然……秦桧不是君子，是国贼。可是有一个这样的人，他是君子吗？

　　可是在古时，有个叫弦高的郑国商人，他是不是君子？弦高何许人也，他虽是个寻常的商人，可是得知秦国欲出兵灭郑，弦高听罢，非但没有听从友人的劝说举家离开郑国，反而是挺身而出，向人说：“我父母之邦，就要遇到战乱的灾难，没听说也就算了，现在听说了而不设法救助，我个人反而逃跑，万一家族父老兄弟沦亡了，我日后有什么脸面回故乡呢？”

　　面对既将被强敌攻打的状况，弦高不逃跑而留下来，为自己面临灭亡危险的国家想办法化解灾难。在这里弦高充分展示了自己的聪明智慧。他一方面派人骑快马日夜兼程去向郑穆公通报敌情，作好迎战的准备，另一方面又怕来不及而采用了缓兵之计。他打起犒劳秦军的旗号，选了十二头肥牛，又买了许多劳军礼品，前往秦军大营，秦人原本是偷袭郑国，想不到竟已有人事先的得到消息，误以为这个时候郑国想必也已经得知偷袭的消息做好了战争准备，最后不得不退兵。

　　弦高是商贾，那么文章又不免要问，弦高是不是君子？秦桧是读书人，他不是君子，而弦高是商人，却能知晓大义，那么这个人难道就不算是君子吗？

　　文章的作者在巧妙的做了个对比之后，笔锋一转，便开始呜呼了，呜呼什么？呜呼孔圣人，说孔圣人的世上，士农工商虽然已经有了，却从无优劣之分，士人为国家出谋划策，农人为国家耕作，工人为国家制器，商贾为国家聚财，但凡有大义者，皆可谓之君子，从不拘泥出身。可是到了后来，有人歪曲了孔圣人的意思，以至于产生了错误的认知。

　　文章的背后，则是告诉大家，士人若是明理，则为君子，商贾若是明理，又何尝不是君子，士人有优劣，商贾也有好坏，以士人之优而一概认为士人为君子，而以商贾之坏来断定商贾无德，这显然是错误的，大错特错。

　　到了最后，孔圣人他老人家又不免要站出来，话说这孔圣人就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说东是他，说西也是他，他一辈子说了这么多话，做了这么多事，想从他的话语和事迹中找出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可谓信手捏来，显然这个文章的作者深谙此道，他又开始发表议论了，说是孔圣人并没有说过士农工商的话，商贾聚财，利于国家，又为什么一定深受歧视？而士人同样是为国家效力，与工人、农人、商人并无什么不同，为何又高高在上？

　　士农工商一概都是大明的子民，同为子民，没有优劣之分，所以士农工商都有君子，也都有小人，君子晓大义，晓大义的便是君子，小人追逐眼前的蝇头小利，追逐眼前蝇头小利的就是小人。

第七百九十六章：离经叛道

　　整片文章的宗旨说来说去只有一个，就是平等，士农工商尽皆平等。

　　在这篇文章之下还有一篇文章，说的是三皇五帝时的典故，三皇五帝时期，根本就没有士农之分，贤者便是君子，佞者就是小人，孔圣人推崇的是三皇五帝的太平盛世，而后世的人却是牵强附会，曲解圣人之意云云。

　　两篇文章若是连在一起看，作者的用意已经昭然若揭。

　　这分明是一次有预谋的离经叛道行为，理学到现在已经发展了数百年，数百年来虽然偶尔也有人质疑，可是从来没有人公开执意过。第一篇文章歪曲士农工商，第二篇文章就更离谱了，竟是根本的否认掉理学的基础，这文章的基本中心就是，三皇五帝时没有理学，所以天下太平，百姓安乐，而现在有了理学，有人曲解了孔圣人的治世理想，反倒再也不复三皇五帝时的盛世了。

　　这几乎等于是向世人大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