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坛的气势：一个轮廓分明的男子形象，有一双坚毅的眼睛，下巴留着一小撮尖尖的胡须——雕塑家们所塑造的骑兵领袖的模样大多如此。没有人知道帕克曼上校究竟长什么样，因为他生前并没有留下有关他形象的图文资料。这尊雕像是到一八八五年才立的，于是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这就是艺术的独裁。

在草坪的左面也有一个牵牛花坛，花坛旁的一尊雕像同样也是一个虚构的人物：“疲惫的士兵”。他衬衫的上面三个扣子开了，脖子向前下倾，就像是准备挨刽子手的斧子似的。他的军服凌乱不堪，头盔歪戴着，身子靠在一支老爷枪上。他看上去永远年轻，永远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他立在战争纪念碑的顶部，皮肤在阳光下泛出绿色的光芒；鸽子在他脸上留下的粪便仿佛是他的眼泪。

这尊“疲惫的士兵”雕像是我父亲负责的一项工程。它由女雕塑家卡莉斯塔·菲茨西蒙斯制作，因为她受到安大略艺术家协会战争纪念委员会召集人弗朗西丝·洛林的大力举荐。当时，地方上有些人反对菲茨西蒙斯小姐担当此任；他们认为女人做这样的雕塑不合适。然而，父亲的气势远远盖过了其他潜在的赞助者的意见。他反问道：洛林小姐本身不就是个女人吗？父亲由此也引来了一些不恭敬的议论。谁知道他在搞什么鬼？这类话还算是客气的。父亲私下里说，谁承担费用，谁就可以拍板。别的人都是些吝啬鬼，他们要么把钱掏出来，要么就认输。

卡莉斯塔·菲茨西蒙斯小姐不仅是位女艺术家，她还是个年仅二十八岁的红发女郎。她开始频繁地光顾阿维隆庄园，与父亲商量有关设计的事宜。他们会在书房里商量讨论；起先，是开着门的，后来门就关上了。起先她被安排在二等客房中就宿，后来就住进了最好的客房。不久，她几乎每个星期都来此度周末，她住的房间也被看成“她的”房间了。

父亲似乎比以前开心了，当然酒也喝得少了。他派人将外面的场地收拾干净，至少看起来像个样；他还让人将车道重新铺设一下；“水妖”号也被刮去锈斑，重涂油漆，整修一新。有时候还会举行一些非正式的周末聚会，客人都是从多伦多来的卡莉斯塔的艺术家朋友。这些艺术家（这些人的名气也许不为如今的人们认可）并没有穿小礼服或西装，却穿着V字领的套衫。他们在草坪上马马虎虎就餐，谈论艺术的精妙；抽烟、喝酒、争论，煞是热闹。女艺术家们在浴室中用了太多的毛巾，无疑是因为她们从来没见过如此舒适的浴缸——这是瑞妮的理论。而且，她们的手指甲肮脏不堪，还放在嘴里啃。

如果不举行家庭聚会的话，父亲和卡莉斯塔会坐着敞篷小客车（而非那辆小轿车）外出野餐。在此之前，瑞妮会毫不情愿地为他们准备一篮子食物。他们或者去河上航行。卡莉斯塔下身穿宽松的长裤，两手叉在裤袋里，看上去活像法国服装设计师香奈尔；上身则穿父亲旧的水手领紧身套衫。有时候，他们也会一路驱车去温莎城，在路边客栈歇脚。这类客栈的特色是鸡尾酒、疯狂的钢琴音乐和粗俗的舞蹈表演。酒类的走私黑帮也常常光顾这些客栈；他们会从芝加哥或底特律过境来与加拿大的合法酿酒商做生意。（当时美国禁止出售酒类，于是流过国境的酒水就异常昂贵。那些被砍去手指、掏空口袋的死尸被抛入了底特律河，最后漂到了伊利湖的沙滩上，于是就引发了由谁来承担埋藏死尸的费用的争论。）父亲和卡莉斯塔作这样的旅行会在外面过夜，有时连续好几夜。他们有一次去尼亚加拉大瀑布游玩，为此瑞妮颇为眼红；还有一次去水牛城，乘的是火车。

这些情况我们都是从卡莉斯塔那里听来的；她会毫不吝啬地对我们讲述细节。她告诉我们，父亲需要“注入活力”；这样做对他的身体有好处。她说，他需要轻松快活一下，更多地融入生活。她还说，她和父亲是“好伙伴”。她喜欢叫我们“孩子”，说我们可以叫她“卡莉”。

（劳拉想知道，在路边客栈父亲是否也跳舞了；很难想象他可以拖着一条坏腿跳舞。卡莉斯塔说他没有跳，倒是饶有兴趣地坐在那里观看。我却很怀疑这一点。如果你自己不会跳舞，光看别人翩翩起舞是不太有意思的。）

我对卡莉斯塔有几分敬畏，因为她是艺术家。她待人接物像个男士，大步行走以及同人握手的样子也像男士，而且还叼着一个黑色短烟嘴抽烟。她还知道服装设计大师香奈尔的情况。她的耳朵上打过环孔，红色的头发用头巾包起。（我如今才明白，她的一头红发是用散沫花染剂染出来的。）她身穿松垂的长袍般的衣服，上面印着醒目的螺旋图案，有紫红、浅紫、金黄三种颜色。她告诉我，这是巴黎的款式，它的设计灵感来自白俄移民。她向我解释这些图案的含义，解释起来真是滔滔不绝。

“他的又一个荡妇，”瑞妮对希尔科特太太说，“无非是他一长串情人名单上又多了一个；天知道，这个名单已经和你的手臂一样长了。不过，他的夫人尸骨未寒，他是不会将那个女人带回家的，因为这有损他的形象。”

“什么是荡妇？”劳拉问道。

“这不关你的事。”瑞妮回答说。她全然不顾我和劳拉还在厨房就这样讲个没完，这说明她在生气。（后来，我告诉劳拉什么是荡妇：就是那种嚼口香糖的女孩。不过，卡莉斯塔·菲茨西蒙斯并不嚼口香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