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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真万确。”“暴力小姐”叹了口气说道。不过,她的叹气已经是家常便饭了。她很适应阿维隆庄园的生活——适应维多利亚式的陈旧俗华、腐朽的美、褪去的优雅和忧郁的惆怅。她的生活态度,甚至她褪色的羊绒衫,都与阿维隆庄园的墙纸相吻合。
劳拉不大看书。她不是描画,就是用彩色铅笔将一本本厚厚的旅游书和历史书上的黑白插图涂上颜色。(“暴力小姐”放任她这样做,因为她猜想别人不会注意。)劳拉对于色彩的选择古怪而又固执:她会将一棵树涂上蓝色或红色,而将天空涂成粉红色或绿色。如果她对某人的画像不满意,她就会把画上人的脸涂上紫色或黑灰色,从而让人无法辨认。
她喜欢照着一本有关埃及的书画金字塔;她喜欢给埃及的偶像着色。另外,她还给长着带翼的狮身鹰面或人面的亚述人雕像涂色。这是她从美国考古学家亨利·莱亚德爵士的书上看来的。莱亚德在尼尼微的废墟中发现了这些雕像,然后用船运到英国;据说它们是《圣经·以西结书》中所描述的天使模样。“暴力小姐”不认为这些图画有多好——那些雕像看起来像异教徒,给人的感觉是残忍而好杀戮——但是劳拉不予理会。面对批评,她只会在桌上伏得很低,不停地涂色,似乎她以此为生一样。
“坐直,亲爱的,”“暴力小姐”会说,“把你的脊椎当成一棵树,迎着太阳茁壮成长。”可是劳拉对这种想象毫无兴趣。
“我不想做一棵树。”她会这样回答。
“做树总比做驼背强,亲爱的,”“暴力小姐”会叹着气说,“如果你不注意自己的姿势,你就会变成驼背的。”
有许多时候,“暴力小姐”都会靠窗坐着,阅读从图书馆借来的浪漫小说。她也喜欢翻阅阿黛丽娅祖母手工装订的皮面剪贴簿,里边贴着精美的凸饰请柬、报社印的菜单,而后是一些剪报:慈善茶会、带幻灯片的说教性演讲——有去过巴黎、希腊,甚至印度的大胆而又可亲的旅行者、斯维登堡新教的信徒、费边社社员、素食主义者、所有推行自我修养的人,偶尔也会有一些古怪的事情。比方说,一个去非洲,或撒哈拉大沙漠,或新几内亚的传教士描述当地人如何施展巫术,如何给他们的女人戴上精致的木制面具,或者如何用红漆和贝壳来装饰他们祖先的颅骨。所有这些泛黄的纸片都是无情消失的那段奢侈、矫饰的岁月的见证。对于这些,“暴力小姐”却研究得非常仔细,似乎要铭记在心,而且微笑着从往事中感受乐趣。
她有一小盒金属箔剪成的星星,有金色的,也有银色的;她会在我们做过的东西上贴一枚。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