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候，她会带我们到外面去摘野花。我们把摘下的花朵夹在两张吸墨纸中间，上面再压一本重重的书。我们渐渐喜欢她了。不过，她离开的时候我们还是没有哭。她倒是哭了——她痛哭流涕的样子很不雅；平时她举手投足的样子都是如此。

我十三岁了。我成长的方式不是我的错，而父亲却似乎为此感到恼火。他开始注意我的姿势、谈吐以及行为举止。我的衣着应该简单朴素，平时要穿白衬衫和深色的百褶裙，去教堂要穿深色的丝绒连衫裙。那些衣服看上去像制服——像水手服，而事实却不是。我的肩膀应该挺直，不能垂下。我躺着不可以叉开手脚，不可以嚼口香糖，也不可以坐立不安或喋喋不休。他要我达到的要求是根据军队的标准——整洁、服从、安静，无明显的女性特征。性感这个词虽然从未说过，却是要消灭于萌芽状态的。他让我放任自流太久了，现在是收我的心的时候了。

劳拉虽然还未到适当年龄，但也开始受这方面的管制了。（什么是适当年龄？现在我明白，那是青春期。可当时我只是觉得困惑。我犯了什么罪？为什么对我要像对待奇怪的少年管教所里的少年犯一样？）

“你对孩子们太严厉了，”卡莉斯塔说，“她们毕竟不是男孩子。”

“很遗憾，她们不是男孩。”父亲说道。

有一天，我发现我得了一种可怕的病，因为血从我的两腿之间渗出来；我肯定要死了！于是我去找卡莉斯塔。她噗嗤一笑。接着，她向我作了解释。“这只是一个小麻烦，”她说道。她还说，我该称它为“朋友”或“访客”。瑞妮的看法却更具宗教色彩。“这是灾祸，”她说道。她差点说这是上帝又一个奇特的安排，是为了让生活更不易。她说，事情往往都是这样的。至于血，你撕些破布来不就完了。（她没有说“血”，而是说“脏东西”。）她为我沏了杯黄春菊茶，喝起来像烂生菜的味道；另外，她还为我灌了个暖瓶来缓解我肚子的阵阵绞痛。然而，这两种方法都不管用。

劳拉在我的床单上发现了一处血迹，于是就开始哭泣。她以为我要死了。她呜咽着说，我会像母亲一样，不告诉她一声就死掉。我会生一个像小猫一样的灰色小婴儿，然后死去。

我告诉她别犯傻。我说，这血迹与婴儿没关系。（卡莉斯塔没有对我说过关于生孩子的问题。她无疑认为，灌输太多这方面的知识会扭曲我的心灵。）

“总有一天你也会这样的，”我对劳拉说，“当你到我这个年龄的时候，你也一样。女孩子都免不了这种事情。”

劳拉很气愤。她拒不相信我所说的话。就像关于许多别的事情一样，她深信她会是个例外。

那时候，我和劳拉在照相馆里照了一张相。我穿着深色丝绒连衫裙，样子对我来说嫌小了，因为我明显已经有了所谓的“胸脯”。劳拉坐在我旁边，身穿同我一模一样的裙子。我们俩都穿着齐膝的白袜子和“玛丽·简”牌的漆革皮鞋；双腿端庄地交叉在踝部，按规矩右腿在上。我用胳膊搂着劳拉，却有些迟疑，仿佛有人命令我这样做的。而劳拉则双手交叠放在膝上。我们的头发中分，梳在脑后。我们俩都在微笑，笑中带着害怕；当孩子必须听话和微笑时都是如此，似乎听话和微笑是一回事。我们的笑容是在不满意的威胁下挤出来的。这种威胁和不满来自父亲。我们害怕父亲的威胁和不满，但又不知如何避免。

[12]家庭教师的名字“瓦奥莱特”（Violet）与英文中“暴力”（violence）一词有几分相似。[13]此处“他”指诗中女主人公的情人。[14]费边社：1884年成立于英国伦敦，主张用渐进的改革方法实现社会主义。

奥维德的《变形记》

父亲已经充分地认识到，我们的教育被忽视了。他想让我们学习法语，还有数学和拉丁文——这种灵活的思维训练可以纠正我们爱做白日梦的倾向。地理也是令人振奋的一门课程。虽然“暴力小姐”任教其间父亲很少注意她，但他判定“暴力小姐”以及她那松弛、陈旧并带有玫瑰色彩的教学方法必须摒弃。他把我们看成莴苣，要把花哨的、带褶的、沾灰的叶边剪掉，只剩下一个朴实、健康的芯子。他不理解我们为什么喜欢我们爱好的东西。他想用这种或那种方法把我们变成男孩子的模样。唉，你又能指望什么呢？他自己没有姐妹。

他雇了一个叫厄斯金的先生来替代“暴力小姐”的职位。厄斯金先生曾在英国的一所男子学校教过书，但因为健康问题突然被打发到加拿大来。在我们看来，他一点都没有生病的样子；比如说，他从来没有咳嗽过。他矮小结实，身穿粗花呢的衣服，大概三十或三十五岁的样子。他长着一头红发，嘴唇丰满而红润，下巴留着一小撮山羊胡子。他说话尖酸刻薄，还有臭脾气，身上散发着一股类似洗衣篮底的潮味。

我们不久就明白，上课不专心或盯着他的额头看并不能把他赶走。首先他给我们测验，以此来弄清我们懂些什么。我们故意有保留地做了试卷，结果从成绩看来我们懂的东西并不多。于是，他告诉父亲，我们俩都是空空的黄鱼脑袋。我们确实可悲，我们没成为笨蛋真是个奇迹。他带着谴责的口气补充说，我们已养成了懒散的思维习惯——我们是被放纵而养成的这种习惯。值得庆幸的是，事情还为时不晚。父亲说，既然这样，厄斯金先生应当把我们调教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