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便宜，真不要脸。他说着靠回椅背，遗憾地摇着头，得意得像个土拨鼠，眼中闪着幸灾乐祸的光芒。

瑞妮气炸了。她不喜欢在飞短流长方面被人占先。“真是谢谢你告诉我们，”她用牵强的礼貌口气说道，“小洞不补，大洞吃苦。”这是她维护劳拉的名誉的策略：还未发生什么事，因此无从采取什么措施。

埃尔伍德·默里走后，瑞妮对我说：“我早就对你说过，他是个无耻的东西。”她当然是指亚历克斯，而非埃尔伍德·默里。

当我们质问劳拉时，她都承认了，但否认她曾和亚历克斯去过“露营地”。没错，他们在公园里的长椅上坐过，虽然坐的时间不长。她不理解瑞妮为什么对此大惊小怪。亚历克斯·托马斯既非“廉价情人”，也非“狂蜂滥蝶”（这些雅号都出自瑞妮）。她说，这辈子从来没抽过一根烟。至于瑞妮所说的“调情”，她认为那简直令人作呕。她究竟做了什么，让别人产生这样低俗的怀疑？她显然不得而知。

照我看，劳拉有些呆：别人听不出什么弦外之音，她自己应当听出来。

按劳拉的说法，在所有这些场合中，她和亚历克斯都在进行严肃的讨论——有关的只有三方。讨论什么？讨论上帝。亚历克斯失去了信仰，而劳拉在帮助他恢复信仰。这是个艰巨的任务，因为亚历克斯愤世嫉俗，也许劳拉的意思是“怀疑一切”。他认为，现实属于人们的今世，而不属于来世。

他要为今世而奋斗。他声称他没有灵魂，对自己死后可能会怎样毫不在乎。然而，不管感化他有多么困难，劳拉打算坚持下去。

我用手捂住嘴咳嗽，不敢笑出来。我过去听到劳拉对厄斯金先生常常说这些高尚的话语，我想她现在又在这样做：用话蒙人。瑞妮双腿分开，两手叉腰，目瞪口呆，像一只斗败的母鸡。

“我不明白，他干嘛还待在我们镇上？”瑞妮说不赢就转移话题。“我以为他只是来探访朋友的。”

“噢，他有正事要办，”劳拉淡淡地说，“不过，他想去哪儿就可以去哪儿。我们的国家又不是奴隶制国家。当然，那些挣钱的工资奴隶例外。”我估计，感化工作并不总是单向的：亚历克斯也在影响她的思想。如果事情这样发展下去，我们身边就会出现一个小布尔什维克了。

“他是不是年龄太大了点？”我问道。

劳拉狠狠瞪了我一眼——什么年龄太大了？——不让我多嘴。她说：“灵魂是没有年龄的。”

“可人们都在议论。”瑞妮说道。这向来是她的杀手锏。

“那是他们自己的事。”劳拉说。她的语气中带有一种高傲的恼怒：别人的议论总是成为她背上的十字架。

瑞妮和我不知如何是好。怎么办呢？我们可以告诉父亲；他也许会禁止劳拉再去见亚历克斯。但她决不会服从，因为有一个灵魂需要拯救。我们断定，告诉父亲只会把事情闹大。再说，到底真正发生过什么事？我们也说不上来。（在这件事上，我和瑞妮都是知情者；我们俩商量过。）

过了些日子，我渐渐感到劳拉在哄骗我；不过，具体细节我也弄不清楚。我并不认为她对我们撒谎，但也没说出全部实情。有一次，我看见她和亚历克斯一起走过阵亡将士纪念碑，两人谈得十分投机。另外一次是在喜庆桥上；还有一次，他们在贝蒂小吃店外面闲逛，对人们投来的目光视而不见，也包括我的。这纯粹是对众人的藐视。

“你得向她讲明道理。”瑞妮对我说道。但我同劳拉讲不明白。而且，我渐渐无法同她谈话了；即使谈了，她会听吗？对她说话犹如对一块木头说话。我的话对她就像耳旁风，左耳进，右耳出。

当我不去钮扣厂的时候，便开始独自游逛，因为父亲也觉得我天天去工厂徒劳无益。我沿着河岸行走，假装有个目的地似的；或者站在喜庆桥上好像在等人，同时盯着桥下的黑沉沉的流水，想起那些跳河的女人的故事。她们殉情而死，因为那是爱情的驱使。一旦你沉醉于爱情，你便会被无情地卷走。书上就是这么说的。

我还会沿着主街溜达，认真观看商店橱窗里的商品：鞋袜、帽子、手套以及螺丝刀和扳手之类。我会仔细端详珑玉电影院外玻璃橱窗里的电影海报，把自己跟明星们比较一下，想象自己把头发梳下来遮住一只眼睛、再穿上合适的衣服会是什么样子。我不可以进去；我结婚前从来没有进过电影院，因为瑞妮说，珑玉电影院是个低级场所，年轻姑娘无论如何是不该独自进去的。下流男人去那儿寻找猎物，他们会挨在你身旁坐下，把黏虫般的手向你伸来，在你不知不觉之中摸遍你的全身。

瑞妮嘴里说出来的姑娘或女人都是迟钝的，身上却有许多可让人攫抓之处，就像个攀缘构架。她会被神奇地剥夺了尖叫或动弹的能力。她会束手无策，不知所措——因为震惊、愤怒或羞耻。她会孤立无援。

冷窖

空气冷飕飕的；天高云淡。一捆捆的玉米堆在前门，门廊上挂着的南瓜灯在笑眯眯地守夜。往后的一个星期，那些一心想讨糖果的孩子们会跑到街上去，打扮成芭蕾舞演员、僵尸鬼、外星人、骷髅、吉卜赛算命人，或者已故的摇滚歌星；我照例会关上灯，假装不在家。这倒不是讨厌他们，而是出于自我保护——万一哪个小不点不见了，我可不想被控告引诱他进来，然后吃了他。

我就是这样对米拉说的。她的生意正红火，卖橘黄色的矮蜡烛、黑色的陶制猫、缎子缝的蝙蝠，还有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