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朵贴在墙上聆听。那种感觉就像是风雨大作时把耳朵贴在舷窗上一般。到了深夜，所有人都会原形毕露。

他曾有几次在楼梯上碰到过那家的女人。她穿得鼓鼓囊囊，戴着头巾，就像一个俄国老太。她常常费力地拎着大包小包，推着婴儿车。夫妻俩总是把婴儿车存放在楼梯底下；那东西张着黑口等在那里，仿佛一辆异国的死亡之车。他帮她搬过一次婴儿车，她报以一笑。那笑似乎是偷偷摸摸的，小牙齿的边缘闪着青光，颜色就像脱脂牛奶。夜里我的打字机吵你们没有？他曾大胆地问道。这是在暗示她，他当时还醒着，听到了他们的房事。没有，一点没有。她茫然地看着他，样子就像个傻大姐。她眼圈发黑，鼻翼旁的皱纹延伸到了嘴角。他怀疑他们夫妻俩晚上的行为是她的主意。她丈夫做爱一定像抢银行那样速战速决。她看来是个十分乏味的女人；说不定她当时正盯着天花板，脑子里想着该拖地板了。

他的房间是一个大房间一分为二隔出来的，所以中间那堵墙十分单薄。房间又小又冷；窗框里总有风溜进来，暖气汀卡卡作响，滴着水，却发不出热量来。在阴冷的角落里有个卫生间，陈年尿渍和锈斑使马桶蒙上了一层黄色的污垢。淋浴房是镀锌的，橡胶浴帘年代已久，肮脏不堪。淋浴器用黑胶管挂在墙上，带着一个金属的莲蓬头，从里面滴出来的水冷如冰泉。有一张折叠床，他得用大力气才能把它放平。还有一张用钉子钉出来的长桌，前些日子漆成了黄色。屋里有个单环火的炉子。床上的毯子脏兮兮的，黑得像煤屑。

同他以后呆的地方相比，这儿也许算得上是个天堂了。

他抛弃了他的同伴，不告而别，也没有留下地址。为他办一张护照，或者办他所要求的两张护照，应该不需要这么长时间。他觉得，他们把他搁置起来是为保险起见：如果有更重要的人被抓，他们可以拿他做交换。总之，他们可能正在考虑出卖他。他将会成为一个有趣的替罪羊。他不值得保留，因为他并不真正符合他们的要求。他是一个走得不够远或不够快的同路人。他们讨厌他的博学；他们讨厌他的怀疑主义，误认为那是轻浮。有一次他曾经说：张三错并不等于李四就对。他们很可能把这句话记录在案，以备将来查阅。他们设立了小档案。

可能他们要有自己的殉道者，要他们队伍中有一个人成为政治牺牲品。在他被绞死，当他那张红色恶棍的面孔登上所有的报纸以后，他们将披露一些关于他无罪的证据——从公众的义愤中得分。看，现行制度干的好事！公然谋杀！公理何在！这些同志就是这样想的。就像是一盘棋，他将成为一颗被牺牲的小卒子。

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