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旁边——这是块黄金宝地，因为景观好。这年头，景观可比土豆值钱，尽管那块地从来没长过土豆。有谣传说，在幕后已有一大笔来历不明的脏钱花在这次交易上。我认为该桥初建时肯定也有这样的事发生，表面上说是为维多利亚女王争光。一些承包商想必花钱买通了女王陛下钦定的代表，以获得大桥的建造权。这个城镇的人仍然恪守老的信条：要不择手段地赚钱。这些事就出于老的信条。

想来奇怪，那些身穿褶裥裙的淑女曾经在桥上漫步，倚着雕工精美的桥栏，饱览如今弥足珍贵的景观：桥下喧闹的流水、西边如画的石灰岩峭壁，以及边上的多家工厂。这些工厂每天开足十四个小时，点着像赌场里那样昏暗的煤气灯，里面挤满了辛勤劳作的老实巴交的乡下人。

我站在桥上，注视着河流的上游；那儿水面平静，黑暗而沉寂，潜伏着危险。河的另一边有小瀑布，下面是浪花飞溅的漩涡，发出隆隆的水声。不过，这离我站的地方还是有一段距离的。我开始担心我的心脏，并且有点头晕气喘，好像被什么淹没了。是什么呢？不是水；是比水更稠的东西。那是时光：昔日的时光、昔日的悲伤，仿佛沉淀在池塘里的层层淤泥。

诸如：

六十四年前，我和理查德在大西洋彼岸走下“贝伦加丽娅”号的舷梯。他喜滋滋地歪戴着帽子，我则戴着白纱手套，一只手轻轻搭在他的胳膊上——好一对欢度蜜月的新婚夫妇。

为什么把它叫做蜜月呢？用蜜做成的月亮——仿佛月亮不是一个冰冷、无空气、寸草不生、坑坑洼洼的岩石球体，而是一颗软软的、香甜的金色蜜饯李子——化在嘴里，勾起你的欲望，甜得让你牙齿发酸。它又好似一个温暖的、浮动的光团，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你自己的体内。

我对此深有体会，记忆犹新。不过，这种感觉不是来自我的蜜月。

我记得很清楚，那八九个星期的蜜月给我的感觉无非就是忧虑。我担心，理查德会对我们的婚姻生活同我一样感到失望——我指的那部分属于隐私，难以启齿。不过，表面上并非如此。至少在公开场合，理查德开头对我是十分殷勤的。我尽可能地掩饰我内心的这种忧虑，于是不停地洗澡；我感觉自己的头脑糊里糊涂，就像一枚鸡蛋。

在南安普敦下船后，我和理查德就乘火车去了伦敦，住在布朗饭店。我们在套房里用早餐，这时我会穿上威妮弗蕾德为我挑的晨袍。她一共为我挑了三件：一件是白玫瑰色的；一件是骨色的，带鸽灰的花边；还有一件是淡紫色的，镶着海蓝宝石。那种淡雅、柔和的颜色跟早上醒来时的脸色很相配。每件晨袍都配有一双缎面的拖鞋，鞋边上镶着彩色毛皮或天鹅绒。我想，这一定就是成熟的女人早晨穿的行头。我曾经看到过这样的场景（但从哪儿看来的呢？或许是从广告上，某种咖啡品牌的广告？）——一个穿西服、打领带的男人头发往后梳得溜光，一个刚刚梳妆完毕的女人身穿晨袍，一只手端着个弯嘴银咖啡壶；两个人面带微笑，目光越过盛黄油的碟子，痴痴地望着对方。

劳拉对这样的行头一定会嗤之以鼻。当初她看见我把这些行头打进箱子的时候，已经在嗤笑我了。不过，那还算不上是嗤笑，因为她还不会。她缺乏必要的残忍。（必要的残忍是故意的。她的残忍则是偶然的——那是她脑袋里闪过的高尚意念的副产品。）她的反应更像是吃惊，更像是难以置信。她用微微颤抖的手抚摸着那些缎面的行头；我自己也用指头摸过那冰凉柔滑的料子，感觉就像蜥蜴皮一样。“你真要穿这样的东西吗？”她问道。

在伦敦的那些夏日的早晨，为了遮挡刺眼的阳光，我们会拉上一半窗帘吃早餐。理查德总是吃两个煮鸡蛋、两大块熏肉、一只烤番茄，还有涂橘子酱的面包片。面包片烤得脆脆的，搁在烤架上凉着，而我只要半只柚子。我们喝的茶又浓又苦，像沼泽里的水。理查德说，这是正宗的英国式早餐。

早餐时我们俩讲话很少，不外乎那两句义务性的问候：“亲爱的，睡得好吗？”

“嗯——你呢？”这时候，总会有人给理查德送报纸和电报来，而且远远不止一份。他会浏览报纸，接着拆开电报来读，再重新仔细叠好，塞进衣袋。要么他就把电报撕成碎片。他从来不把它们揉成一团扔进废纸篓。当时即使他这么做，我也不会拾起来看的；我那个年龄还不懂这么做。

我想，所有的电报都是发给理查德的：我从来没给别人发过电报，自然也没理由指望别人发给我。

白天，理查德总有各式各样的约会，想必都是生意上的往来。他为我雇了一辆车和一名司机，让司机带我去他认为值得一看的地方观光。我参观的大多是建筑物和公园。当然也包括在建筑物外面或公园内立的塑像：昂首挺胸的政治家，前腿弓起，手握卷着的文件；还有马背上的军人。有立在纪念柱上的英国海军统帅纳尔逊；有坐在宝座上的艾伯特亲王，脚下有四个异国美女卖弄风情，口中喷出水果和麦子。这四个美女代表四大洲殖民地。尽管艾伯特亲王已死，他仍然主宰着他的“四大洲”，但他并不在意；他坐在金碧辉煌的穹顶下，目光严厉，默默地凝望着远方，似乎他心里有更远大的目标。

晚饭时，理查德会问：“今天你看了哪些地方？”我就会像背书似的一一例举所到之处：伦敦塔、白金汉宫、肯辛顿宫、西敏寺、议会大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