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体仁下台，最受益的人，应该是杨嗣昌。我查了一下，他崇祯十年（1637）三月当兵部尚书，温体仁是六月走人的，按照温先生的脾气，像杨嗣昌这种牛人，不踩下去，是不大可能的。

　　温体仁走了，杨嗣昌来了，不久之后，他就将进入内阁，实践自己天才的计划。

　　按照杨嗣昌的计划，要实现十面张网，现在的人是不够的，必须再增兵十二万。

　　要增兵，就得给钱，按杨嗣昌的算法，必须增加饷银二百八十万两以上。

　　这个计划极为冒险，因为这笔钱杨嗣昌是不出的，崇祯也是不出的，唯一的来源，只能是找老百姓要，具体说来，就是加租。

　　比如原先你一年交一百多斤粮食，全家还能丰衣足食，张献忠、李自成打过来的时候，你可能会出门看热闹，然后回家吃饭。然后官府告诉你，加租，每年交两百斤，结果全家只能吃糠，再打过来的时候，你就会出门，帮李自成叫声好，让他们往死里打，帮你出口气。

　　再后来，官府告诉你，再加租，每年交四百斤，结果全家连糠都没法吃，不用人家打上门，你就会打好包袱，出门去找闯王同志。

　　为了搞定西北民变，崇祯已经加过几次租了，如果再加，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很多大臣坚决反对。

　　但是崇祯仍旧同意了，因为他相信，杨嗣昌的计划，能够挽救危局。

　　最后，杨嗣昌说，要实现这个计划，我必须用一个人。

　　崇祯同意了。

　　杨嗣昌推举的这个人，叫熊文灿。

　　熊文灿，贵州永宁卫人。万历三十五年进士。历任礼部主事、布政使、两广总督。

　　杨嗣昌之所以推举熊文灿，只是因为一个误会。

　　不久前，两广总督的熊文灿得知了这样一个消息，崇祯的一名亲信太监来到广东探访，干啥不知道，虽说来意不明，但对这种特派员之类的人物，熊总督心里是有数的，专程请过来吃饭。

　　既然是吃饭，就要喝酒，吃饱喝足，再送点礼，这位太监也很上道，非常高兴，一来二去，也就熟了。

　　既然是熟人，也就好说话了，双方无话不谈，从国内形势到国际风云，什么都说，但只有一件事，熊总督始终没有套出来。

　　你到底来干什么的？

　　几天后，这位太监要走，熊总督决定再请他吃顿饭，最后套口风。

　　这顿饭吃得很满意，双方临别，喝得也多，喝着喝着，就开始说起民变的事。

　　熊总督估计是喝多了，外加豪气干云，当时拍着桌子大喝一声：

　　“诸臣误国，如果我去，怎么会让他们闹到如此地步（令鼠辈至是哉）！”

　　他万没想到，有个人比他还激动。

　　太监立即站了起来，他流露出多年卧底终于找到同志的表情，热烈地握住了熊总督的手，说出了熊总督套了很多天，都没有套出来的话：

　　“我到这里来，就是来考察你的！回去我就禀报皇上，让您去平乱，除了你，谁还能扫清流贼（非公不足办此贼）！”

　　酒醒了。

　　熊总督到底是多年的老官僚，听到这话，当时酒就醒了，脑筋急速运转后，凭借二十余年的功底，立即提出了五难，四不可。

　　所谓五难，四不可，大致就是九个条件，也就是说，只有满足了这些条件，熊总督才能勉为其难地上任。

　　大致说来，这就是一篇公文，就算让专职秘书写，也得写个一天两天，熊总督转眼就能完工，实在用心良苦。

　　然而太监也并非凡人，只用一句话，就打碎了熊总督的如意算盘：

　　“你放心，这些我回去都会禀报皇帝，但如果皇帝都答应，你就别推辞了。”

　　就这样，熊总督的一片报国之心穿越上千里路，来到了京城。

　　崇祯知道了，杨嗣昌也知道了，在那遥远的南方，有一个叫熊文灿的忠义之士，愿意为国付出一切。

　　当然了，熊总督的那些条件，自然不在话下，关键时刻，有人肯上，就难能可贵了，怎么能够吝惜条件呢？

　　所以在这关键时刻，杨嗣昌提出了熊文灿，而崇祯也欣然同意了，他们都相信，他能圆满实现这个天才的计划。

　　于是，远在千里之外的熊总督接到了调令，他即将前往中原，接替无能的前任总督王家桢。

　　熊文灿原先的辖区，是广东、广西两个省，而他现在的辖区，包括河南、山西、陕西、湖广、四川五省，按说，他应该很高兴，高兴得一头撞死。

　　两广总督，虽说管的都是不发达地区，盗贼也多，但好歹图个平安，也没人来闹，现在这五个省，动辄就是几十万人武装大游行，且都是巨寇、猛寇，没准哪天就被抓走，实在比较刺激。

　　但既然来了，再跟皇帝说，其实我是忽悠您的，那天是喝多了，估计也不行，想来想去，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后世有很多人，对熊先生相当不屑，说他没有能力，没有气魄，但在我看来，熊总督并没有那么不堪。他自幼读书，当过地方官，也到过京城，还出过海（出使琉球），见过大世面，总体而言，他只有两样东西不会——这也不会，那也不会。

　　虽说熊文灿能力比较差，比较怕事，比较没有打过仗，但他能够升到两广总督，竟然是靠一项军功。

　　这项军功的具体内容是，他搞定了一个许多人都无法搞定的人，此人的名字，叫郑芝龙。

　　郑芝龙，是福建一带的著名海盗，有个著名的儿子——郑成功。

　　熊总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