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润”这两个字，最近在苏联经济学界也讨论得非常起劲。去年九月间，苏联卡尔科夫工业学院的经济学教授李勃曼，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批评苏联各种企业管理不得当，主张应当根据“利润观点”来经营。他提议，每一间工厂的生产，其成功和失败，须以是否得到利润来计算。在共产国家中，每一间工厂为了完成生产计划，总是只求产品增多，至于人力的浪费、原料的浪费、人民是否欢迎，那是根本不加考虑的。他们往往用一元二角的成本，来制造一件只值一元的商品。因为由政府规定价格，这件只值一元的商品，便被定价为一元三角。李勃曼抨击这种办法。他的意见还没得到政府的采纳，但苏联经济学界已展开了热烈讨论。

谈孟彻斯特的《卫报》

一九六三年二月十日

《大公报》在张季鸾先生任总编辑、总主笔的时代，有“中国的孟彻斯特卫报”之称。因为当时大公报不注重新闻抢快，而注重社评的精辟，正和《孟彻斯特卫报》的作风相同。同时，两家报纸都是自由主义的信奉者。

孟彻斯特是香港的死对头，因为这是英国的纺织业中心，当地的纺织厂商竞争不过香港人，便想出了限额输入这一着毒招出来。使得香港这几年的经济大受打击，始作俑者便是孟彻斯特。这个地方的纺织厂商麻麻地（粤方言，一般、普通之意，编者注），却有一张好报纸。本来，英国一切以伦敦为中心，《孟彻斯特卫报》起初只不过是一张平平无奇的地方性报纸，但自从史高特（C.P.Scott）于一八七一年加入该报任总编辑后，三四十年之间，一张地方性的报纸竟成为有国际影响力的大报（大公报在天津初创时也只是普通的一家地方性报纸。至张季鸾先生主持笔政后，方始脱颖而出），现在该报仍在孟彻斯特出报，报名则已简单明了的改称“卫报”。目前的主持人虽然及不上史高特的才能，但因基础已很巩固，仍旧是英国极重要的大报。它的销数不到二十万份，言论的影响力，却比日销四百五十多万份的《每日镜报》（该报自称“本报宇宙间销数第一”）大得多，甚至可能超过日销四百十万余份的《每日快报》。

《卫报》所以成功，唯一的因素在于史高特所写的社评，他对于每一个问题，都提出了公正合理的主张，绝对不为政治因素所左右。他认为新闻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对新闻的看法和解释，他始终坚持真理，有时全国的舆论一致和他相反，但他绝对的不去迎合俗好。

他的社评写得平易近人。他经常向该报的工作人员指出：“在卫报上所登载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必须是普通男人和女人所能了解的。”他写社评的信条是：“必须有说服力”，每个研究新闻学的学生可能都知道他所写的一篇署名文章，那是《卫报》出版百年纪念的社评。他主张一切要诉诸理性，要容忍反对者的意见。那篇文章中说：“反对者的声音，应当和朋友们的声音一样，有同样的权利被人们听到。撰述评论的人必须能够自我节制。坦白是很好的；但公正更好。”英国许多报学史中都这样说：“他的言论很温和很平静。但他轻轻的说话比许多大声疾呼传送得更远。他的意见影响了制定英国国策的政治家们，也就是影响了英国整个国家的政策。”

《印度时报》和《自由谈》

一九六三年二月十八日

本报的《自由谈》越来越引起广大人士的注意，许多读者的来信中都曾提到过这个事实。日前在一个宴会之中，我遇到日本驻香港领事熊田先生，他从大衣袋中取出一份明报出来，对我说：“贵报《自由谈》中的资料丰富得很，内容真实，我是每期必买的。”熊田先生是中国通，他的国语讲得比我还好。

《自由谈》中曾详细讨论到中共的《参考资料》问题，这些讨论的内容，被新德里《印度时报》的驻港记者归纳起来，写了一篇长篇的通讯，登在一月十六日的该报，这通讯的题目叫做“红色中国的秘密武器”。我初看到这题目时，还以为是讨论中共的核子武器，哪知一读内文，才知材料主要摘自明报《自由谈》，颇为意外。

文中详细介绍了《参考资料》的形式和内容、消息来源、编辑方法、读者对象等等，这一些，与《自由谈》中所说的没有什么出入， 这里不再重复。这通讯中说：“香港一位统战工作者辩称，参考资料中所登载的新闻，并不限于社会主义国家的。他说所有重要的国际新闻，不管思想的倾向如何，都有登载。有时上面甚至会登出帝国主义国家新闻记者关于新中国的报导。这一位统战人士的话或许是不错的，但该刊所登的西方记者的报导，往往是歪曲的恶意的诬蔑，表示了西方国家对中共的敌意。”文中所说的那位统战工作者，当是指曹聚仁先生了。《自由谈》热烈讨论《参考资料》的问题，那正是曹先生所引起的。

文中说：“有一个来自大陆的年青干部说，他过去三年来不断的阅读参考资料，当苏联的廿二次党代表大会整肃莫洛托夫时，参考资料上却发表了一篇称赞莫洛托夫的文章，说他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家，是斯大林的左右手。这篇文章中描写的赫鲁晓夫只不过是来自顿巴斯的一个矿工，内心深深妒忌斯大林伟大的功绩。为了要巩固自己的地位，所以赫鲁晓夫才不得不进行反斯运动，整肃斯大林的信徒。因为斯大林从前批评过赫鲁晓夫，所以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