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一月二十四日

伦敦《泰晤士报星期刊》驻北京特派记者若克·马苟斯的那篇通讯中，描写了北京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的生活后，接下去描写一般参加工作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大都曾在英美法德等国留过学，现在是在政府机关、工厂、医院等机构中工作。那篇报导中说：“这些人极大多数是薪水极低，营养不足，工作过劳。在每天时间极长的工作之后，还须参加政治学习。这种政治与主义的灌输有多深，能发生什么作用，那是我所不知道的，但看来他们都很起劲和忠心，如果不是对共产主义忠心，那至少是对国家忠心。这些人之中，只有极少数的人敢于向一个外国人说真心话。每逢我遇到他们，总是向他们提出三个问题，我所得到的答复总是相同的。

“第一个问题是：‘你是否觉得中国的一般情况正在越来越差？’每个人都说不是。生活情况正在慢慢改善。在去年十一月以前，每个月配给猪肉二两，现在已有三两，虽然一个月三两肉还是少得可怜，但却已增加了百分之五十。蔬菜和水果的供应很充足。现在，北京市场上甚至已首次有柠檬出现——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运动在工业上是失败了，但那时候种的果树，现在却开始有收获。大家一致承认，物质生活是在逐步改善之中，虽然改善得极慢。

“第二个问题是：‘你是否觉得受人剥削？’答案仍旧不是。有一个医生，因为看病实在看得很辛苦，知道自己迟早会病倒下来；又有一个工程师，经常的加班工作，只希望能获批准出国（那是办不到的，凡是技术人才，决不可能被当局放出去），但他们都不以为自己是受到了剥削。他们对我说：‘没有人想在我们身上赚钱。’事实上的的确确是这样，共产党的高级官员并没有变得有钱。部长们坐了苏联制的豪华大汽车去办公，但这些汽车是国家的财产。周恩来总理的薪水，比我上述那位上海资本家朋友所收的定息要少得多，当我听到这消息时，我丝毫也不感惊异。

“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你是否喜欢国民党回来？’我所得到的回答，又是一个很强调的‘不’字。有一位中国医师，我是经常和他见面的，他坦白表示对目前的政府十分不满，但他对我说，‘那批腐化贪污的国民党家伙将我们交在共产党手中，咱们还要他们来干么？’

“极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者到底是否快乐，我无法肯定。因为热心的共产党干部对我这种番鬼佬心存怀疑，说的话都是共产八股，不值一听，而肯和我说真心话的那些人，又都是对共产党不满的，说出来的都是黑暗的一面，未必公正。”马苟斯认为，据他所得到的印象，这些人最大的反感是“没有自由”，内容如何明天再在本栏介绍。

“他们都没有笑！”

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五日

伦敦《泰晤士报星期刊》驻北京特派记者若克·马苟斯在描写他所见到的中国资产阶级、中层阶级者的生活和心情后，接下去又写道：“今日中国真正的中层阶级，主要是共产党和政府的工作干部，那些人是我所绝对无法接近的，他们工作过度，所负的责任过多，成天只怕犯错误，因此事事不求有功，只求无过。在我所见到的那些人，很显然是没有什么快乐，一副郁郁不欢的样子，那决不是完全为了物质缺乏的缘故。

“原因之一是没有自由。另一个原因是生活沉闷，没有什么调剂和娱乐。第三个原因，在中年的夫妇而言，如果他们的孩子已长大了，那么父母和子女之间，往往有思想上的冲突。做父母的心中对共产党的各种做法颇有反感，而子女却饱受了共产党的思想灌输。

“我那个做医生的朋友在说到自由时，他对自由的定义是这样：‘自由就是能离开中共大陆的权利。’还有，如果你喜欢去看哪一个人就能去看他，不会被门房阻止，被他问许多问题，那就是自由。要知在大陆上，做门房的往往就相当于警察。还有，自由的意义表示你不必每星期去参加政治学习会，能够公开发表意见而不怕被人偷听了去，在这里，这种事情是被禁止的，认为是有毒害的。至于生活沉闷，那是由于没有什么娱乐。京戏本身就很单调。戏剧和电影中充满了教育性和政治性。音乐会和芭蕾舞的水准甚低。餐馆的烹调是很好的，但只开到下午八时为止。除此之外，什么娱乐都没有了。麻将等等各种赌博一概禁绝，酒馆中也没有人猜拳。

“家庭中父母和子女之间，往往发生令人很伤心的困难。孩子小的时候是没有问题的，从幼稚园中出来的幼童，双颊红红，很是可爱。但一进小学，国家就把孩子接收过去了，至少在精神上是接收去了，因为政治教育从小学开始。父母在家里不敢和子女争辩有关思想上的问题，因为第二天孩子们很可能会去报告学校当局，做父母的不免要承担一切后果。在这样情形下，家庭中的气氛自然不会愉快的了。不过在大多数家庭中，亲子之爱虽然受到了影响，总算还是保持着的，这是中国人的天性，那是铲除不了的。

“当我到达北京不久之后，我一个老朋友问我对新北京有什么印象，我说：‘好像谁都不笑了。’他回答得很妙：‘从前日子非常难过，人们只好开开玩笑，以忘记自己的痛苦。现在他们都很快乐。’我问：‘他们真的都很快乐么？’他说：‘你自己可以看到的。他们都没有笑！’”

北京大学的一个故事

一九六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