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到了的。目前的困难，是《自由谈》的篇幅还嫌小了些。为了发挥这刊物更大的作用，我们希望在经济上许可的时候，每星期能再加多一期。

一个梦想 一个杂志

一九六三年四月十二日

有一次和朋友们闲谈，大家觉得海外缺少一本供知识分子阅读的、比较高级的杂志。香港出版的杂志很多，销路最好的是电影画报与妇女家庭刊物。其次是《武侠与历史》之类的小说杂志，更其次是《野马》、《蓝皮书》之类的侦探小说杂志。至于政治性的、文艺性的杂志，销数都是少得可怜，能够长期维持的实在很少。政治杂志不是极左，便是极右。因为是存心作政治宣传，读起来就觉乏然无味。像我们这种既非共党人士、又非忠贞人士的知识分子，便没有什么合适的经常阅读的杂志。

在海外，既能供给知识，又能刺激思想的杂志，目前主要是外文的。当然，并非每个中国知识分子都便于阅读外文。而这些外文杂志所谈论的问题，往往又不是中国读者所十分感觉兴趣的。例如英国的《新政治家与民族》，是一本很好的知识分子刊物，但它最近主要的兴趣所在，是英国工党政府上台之后那便如何如何。它偶尔分析一下中共的人民公社和中苏争执，在熟悉本国事务的中国人看来，不是了无新意，便是不着边际。

明报的知识分子读者越来越多，在读者的来信之中，有许多人要求我们把报纸办得更高级些，《自由谈》中多登一些学术文章。但报纸毕竟是一种通俗的读物，在报纸上讨论哲学思想、历史问题等等，终究是不适宜的。我们有这么一个想法，在适当时候，由明报出版一本很正派的、比较高级的刊物。在政治上，它仍是严守明报那种独立自由、不偏不倚的风格，但刊登一些正规的文艺创作，批评散文、学术论文、政治思想。办到两三年后，如果一切顺利，如果它的质素能不断提高，如果明报的业务能够发展，有能力支付相当高的稿费，说不定我们能约到海外最优秀的学者来给它写稿。

大陆上与台湾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只要是真正有价值的，我们这本杂志也可予以转载，例如大陆哲学家关锋先生最近对庄子所作的研究，吴世昌教授对红楼梦的研究，台湾蒋匀田先生关于现代政治学的新作。我们还可刊载一些赵无极先生在巴黎新作的绘画照片，或者李政道先生在纽约生活的近况等等。

在目前，这只是一个梦想，或许这梦想将来终于能变成事实，或许，过得三年四年，朋友们聚在一起闲谈时，仍旧会感叹海外没有一本比较好的中文杂志。

北京的资产阶级

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三日

伦敦《泰晤士报星期刊》上所登该报驻北京特派记者若克·马苟斯的那篇通讯，题目很长，叫做“中国仍旧容许中产阶级存在，但在毛泽东的‘乐土’上，欢笑是消失了”。这篇通讯开头描写他于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在上海相识的一个老朋友，最近在北京一家专卖外国书的书店中遇到，因为相隔了二十年，几乎是互相不认识了。以下他这样描写：

“我问他：‘现在你在做什么？’他说：‘我什么也不做。我仍旧是有闲阶级。’于是我再仔细地看了他一眼。他穿着一套蓝色的棉袄，那是中国冬天人人都穿的制服，那套棉袄已很破烂肮脏。他头上戴一顶污秽的布帽。但他红光满面，过得很不错的样子。他邀我到北京一家最豪华的餐馆去吃晚饭。他还请了另外一些朋友。这顿晚宴丰盛之极。我们吃了鱼翅和北京填鸭，他道歉说，这几天买不到燕窝，所以少了这一道菜。但席上没有米饭馒头，因为他的粮食配给量早已用完了。后来，他把他的情况说给我听。

“他本来在天津开着一家工厂，国家接收了过去，但付给他定息。他在北京的房子可以保留，因为这所厂房的房间不超过十五个，他目前还住在那里。他没有薪水，也就没有‘工业证’，就不能买呢绒和皮鞋。事实上，所有的消费物品他都无权购买。他唯一可以用钱的地方就是吃，当然，在家里是不行的，因为每个月只配给三两猪肉。但在餐馆里，除了米面粮食外，什么东西都不必配给证。”

这位英国记者大概不知道，目前在中共大陆，只有北京、天津、上海、杭州四个城市，上餐馆不用粮票，其余全国各地就不行了。文中接下去描写衣着的情形：

“布料的配给额实在太少，无法买一些绒料去做一套西装。就是要做一套新的布制服也不成，内衣裤的问题更加不能解决，他说，好在那是旁人瞧不见的。棉花的配给量每人每年只有二两，只够做一双棉鞋。他拿到的钱没法子用掉，便去存在人民银行，定期存款有年息五厘。我问他为什么不参加工作。他说他希望总有一天能得到批准出国，如果他表现得在什么地方对政府有用，那是永远别想得到批准了。也为了这个理由，他和他妻子决心不生孩子，因为当局极不愿意放下一代的年青人出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号称已没有阶级，但中产阶级还是有的，像他这种人，当然不能作为中共中产阶级的代表，他只是一些特殊分子的典型：有钱的、在外国留学的资产阶级，现在人到中年，已不能和新的环境相适应了。从政治上看来，这一类人数量极少，因此当局也没有强迫他们改变自由散漫的生活方式，强迫他们去从事生产，遵守纪律。在中国各大城市中，这种人共有数千人。”

三个问题

一九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