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正干部的错误，由各级干部承担失败的责任。以“突击”“苦战”“军事纪律”等等手段来强迫农民作过多劳动的干部，受到处分，进行“卫星田试验”的干部们，必须向老农学习经验。

二、分割规模过于庞大的人民公社。将土地所有权下放到生产大队，亦即倒退到十年前实行合作社时的情况。生产队的规模缩小，目前每一队约为三十人左右，有权自行决定如何耕种。

三、农民有权保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自留地。饲养家畜的农民可得到物质补偿。在实行人民公社和大跃进运动时所杀的家畜、所拆毁的房屋、所熔去的铁锅农具等，可适当的得到赔偿。

四、取消吃饭不要钱的公社食堂，根据每人的劳动能力而分六级付给工资。不得无偿的征用劳役。开会和政治性运动尽量减少。

实行了这六十点的调整后，农村情况颇有改进，林维斯特说他在《宝安公报》（那是广东省只供干部阅读的一种内部刊物）上读到了十一份观察报告，其中说人民公社经过整理后，农民私有性的秘密耕作已经减少；由于互相监视，盗窃行为已经减少；社员能直接监察干部，贪污和浪费行为已经减少；富有生产队和穷困生产队之间的冲突摩擦减少；生产队的耕作更能适应实际情况；社员的劳动情绪提高，不再有故意抛荒土地不耕的情形。

整个说来，那是大大的倒退，是向农民大大的让步。但农民的情绪提高之后，干部们的情绪低落了。干部遵照上级的命令行事，到头来却要承担全部失败的责任，许多热心的干部都受到了处分。于是他们便以“放任不理”的态度来对付公社工作，情形如何，明天再谈。

“包产、包工、包肥料”

一九六三年二月十六日

中共认识到大跃进的失败，向农民们作了重大的让步，结果领导干部们在精神上大受打击。林维斯特在文中说，他曾看到过一些广东省共产党的内部刊物，其中登着调查各地情况的报告。有一份报告中说：“干部们的领导变得十分松懈。他们只说国家规定的任务太重，只希望上级来替他们解决问题。老干部被免职了，新干部们担心自己会遭到同样的命运。因此他们不敢鼓足干劲的去指导生产。他们说：‘我们何必大卖力气，引得旁人怨恨？’由于干部们没有好好的领导，公社中的工作就处于无组织和无纪律的状态。社员们从上午七时工作到九时。中午再开始工作，二时休息。四时再开工，不到五时便停工了。四百多头鸭子到田里食谷，干部们也置之不理。群众见生产处理得不好，大家精神很差，知道配粮一定又会减少。他们说，‘干部不负责任。我们的汗全白流了。’”

另外一份报告中说，群众对生产漠不关心。他们对前途失却了信心，说道：“我们宁可在别处做狗，胜于在这里做人。”生产队的管理十分混乱，新选出的七名队委谁也不肯负起领导的责任。社员每逢市集就停止工作，谁都不肯干粗重的劳动。

为了纠正这种混乱的情况，中共又想了一种新办法出来。公社和每一个家庭订约，将每一块田包给一家一家。如果生产不足规定产量，这一家要赔偿不足之数的百分之三十，如果超额完成任务，那么超额的半数归农民所有。这种包产合同订得非常细致，甚至如有家畜到田中吃谷，那便如何如何的情形也一一订明。合同中也订明每亩田必须施肥若干。据报告，这办法实行之后，收效极佳，农民们能自动的工作，不必由干部打锣召集，妇女儿童，全家出动。如果白天做不完工夫，他们自动会在晚上接着干。

然而深一层的考察，这种最新的办法便是“农田归户”，便是在基本上取消集体劳动。不过农田的所有权是属于人民公社的。从前，农民向地主租田，现在则是向公社租田。

中共目前的办法还是在试行阶段，林维斯特认为，这办法是违反人民公社的根本精神的。如果更进一步，把每一块田永久性地租给一家农家户，那么比之向地主租田的时代，农民的社会地位是提高了，可是那也是表示人民公社的解体。实质上是农田归户，但农民须得将极大部分的收成交给国家。

塞翁失马 多难兴邦

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日

瑞典作家斯温·林维斯特在北京住了两年多，他所写的六篇《中国内幕》，已于二月十五日在《卫报》上刊载完毕。本港泛亚社曾将他的通讯选译了一些发布，本港有些报纸也曾登载。但泛亚社的选择说不上公正，专选林维斯特报导中不利于中共的部分，至于他说中共的好话，那就全然不提，还不如本栏那样有好说好，有坏说坏。事实上，林维斯特的报导也有不正确的地方，不过我相信这不是由于他故意歪曲，而是由于了解得不充分。例如他提到人民公社和农民订约包工、包产、包肥料，就有一位读者来信指出，订约的对象是生产队而不是农户。我相信这位读者的话对，林维斯特是错了。那封读者的信，将在《自由谈》发表。

林维斯特在最后一篇文章中，认为中共在各方面正在向人民让步。他说：“在我住在中国的这段时期中，中国社会是变得比较的合于人道、有更多的容忍、比较有理性的了。看到局势是这样一天天地发展，那是很愉快的。没有人知道，这种趋势能维持多久。在一个集权主义的社会中，决不能保证这种情况能够一定继续下去。但我相信，中共目前的政策，对中国而言，乃是最佳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