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在一九六〇——六二年间，全国有四十七万三千名大学生毕业，加上以前的数字，一共有一百一十万大学毕业生，不过近年来的大学生专业训练不足，所以目前高等教育的重点，是从数量转到质量。大学教育的期限延长为五年，许多不够水准的高等校院解散了，学生的劳动和政治活动大大地减少。如果这种比较现实的政策以后能够不变，那么十年之后，中共可以增加二三百万水准相当高的技术人才。

中共恢复经济的关键

一九六三年四月十五日

外国人对于中国问题的了解，往往是隔着一层的。据我个人的看法，中国人研究英国问题或是美国问题，比之英美人研究中国问题，那是要容易得多。这有多方面的原因：中国的历史长久而复杂、中国的文字难学、文学作品不易欣赏、语言发音困难、方言众多、中国地大人多，各个地区的情况有很大差别。像我们这种从小到大，读了三十几年书的人，一生和书籍笔墨为伍，但还会有许多中国字不认识，许多会写错、用错、读错，要一个外国人来研究中国问题，确是有很多难以克服的困难。许多世界著名的历史学家，在读到中国史时不免有许多笑话，而这种错误，一个不必是学者的中国人，也会很容易发现的。这些日子中我在读英国史学家汤恩比的大部头著作《历史的研究》，便不禁有这样的感想。显然，钱穆先生一本薄薄的《中国文化史专论》，对于中国文化本质的了解，比汤恩比说得正确得多。

但在政治与经济问题的研究上，外国人就不这么吃亏。政治牵涉到人事、心理和性格，比较困难些，经济却主要是具体的事实和数字，可以说是社会科学中最接近于真正科学的。我以为外国人对中共经济的分析研究，虽然不及中共的当政者或专家们了解得清楚透澈，但他们也有一个极大的长处，那便是比较客观，不必顾忌到成为右派、观潮派、“前怕狼后怕虎分子”等等。当然，政治和阶级性的偏见还是避免不了的，但我个人以为，在外国人所写关于中国问题的各种文章中，以经济性的论文最有参考价值。

例如，美国人艾荣·钟士对中共经济近况的分析，我以为很接近于事实。他那篇专文的结论是说，中共在五十年代中经济上有很大的成就，这主要是政治力量和社会革命所推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巨大的失败，使得北京的当政者认识到，中国的发展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六十年代中所遭遇到的问题，已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以思想改造、发动群众、苦战三年等办法来解决。他们需要一种稳定的制度、渐进的进步。他认为中共目前所推行的缓进而现实的政策可以克服各种经济困难。真正的问题在于，当中共有了若干成就之后，是否又会急躁起来，又会沉不住气而“癫”了起来，是否又会过于信任党的组织力量而在经济上采取革命性的行动，如果再来一场大盲进，那又会全功尽弃。因此，关键在于“是否能够自制”。

“野兽被吃光了！”

一九六三年五月五日

我手边有一些英文资料，提到大陆人民以野兽为食的情形。

中国人（尤其是广东人）一向嗜吃各种各样的“珍禽异兽”，这本来不足为异，不过据广州报章刊载，一些农民因粮食缺乏，不约而同都向山野的飞禽走兽着手，捕而烹之，大快朵颐。这种现象已引起广东农林部的关注，中共官员很怕野兽会因此而致绝迹。

捕猎野兽的方式应有尽有，用毒药、炸药、矛枪、陷阱，以及许多极其天才的方法。有时候，在山林中纵火，迫使野兽从隐藏的地方窜出来，这使山区森林遭到很大的损害。

没有一种野兽能逃过被捕杀的命运，广东当局特别指出，鼬鼠、猿猴、山羊、野牛、鹿、野兔等已有绝种之虞。虽然这种现象，是因人民的饥饿所引起，但中共干部起初还想掩饰这种情况，将公社社员捕食野兽的情形，说是为农田除害。最后，他们加以解释，由于社员太热心驱除害兽的缘故，他们把其他的野兽也误杀了。

在这种解释的同时，那些干部们也许正在享用着炖羊脑、炒鹿肉和烤兔子，那么反对社员们误杀野生动物，自然不会怎样的热心。

不过广东当局已开始注意这种情况，有一项报告指出，海南岛的猴子已被人们吃光了。海南人捕猴，成群结队，当作一件业务，他们硬说，猴子对庄稼是有害的。

以上是仅就广东的情形而言，邻近的省份如广西、湖南，都有这种情况。因为野兽到底还不是“人民的财产”，吃了不至于犯法，那么在腹饥如雷的时候，自然最先想到这些肉类。

广东农林部已颁下一项严厉的禁令，声明除了狼是可以随便击杀的动物之外，其他的野兽都不准捕猎。虽然山羊、鹿、猿猴、狒狒，这些动物，有时能造成农田的一些损害，但那是不重要的，不应该以此为借口无故加以杀害。

中共与西方距离缩短

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日

中共与巴基斯坦正在谈判一项“航空协定”。这项协定表面上看来只与航运有关，但却有着重大的含义。

如果这个协定成立，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将于明年初开办它的喀喇蚩（又译卡拉奇，编者注）、达卡、广州、上海、东京的航线。

巴基斯坦且会建议协助中共发展民航，民航是中共比其他开发国家落后的一个部门，比方说，关于该航线将使用的波音式机，广州和上海的机场跑道还不够大，不能供其起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