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推想，那封信中所说的，当比中央社的官式通讯更加接近于事实。

周兄在香港时，曾说他那部书的书名决定叫做《香港之北》，现在改了《彷徨和抉择》。前一些时，又听人说，那部书的第一章叫做“费彝民和我”。费先生我也相熟的，我很想看看那书中说些什么。周兄到伦敦后，我从没跟他通过信，偶尔见到他太太只是间接的相互问候一下。昨天读了中央社的通讯，我心中只是想着《乐毅报燕王书》中的两句话：“臣闻古之君子，交绝不出恶声。”我读榆瑞兄过去的文章，往往觉得他对国民党人员挖苦得太刻薄了些，有伤忠厚之旨。他这本新书是否会反过来挖苦一下中共和大公报中的许多旧友呢？

中国读书人一向把“温柔敦厚”四个字，作为文章风格的最高标准，也是做人风格的理想之一。如果我有机会写一封信给周榆瑞兄，一定是为了劝劝他：每个人都可以有不同的政治理想，然而在持身立品这方面，总是要勉力做个君子。

十年前的两件事

一九六三年三月六日

昨天是斯大林逝世的十周年。回想十年前的往事，心头有不少感慨。十年前的今天，我正在大陆旅行，在杭州亲戚家中作客。那时杭州一般上还很富庶，楼外楼的醋鱼，奎元馆的虾爆鳝面，跟以前并没什么不同。但那次旅行，有两件事使我印象很是深刻。

第一件事是在岳坟遇见了苏联专家，那时我在香港新买了一架禄来福来的相机，拍照的瘾头很大，到岳飞的墓前去游览，自然要拍些照。不巧的是，这天正好有一批苏联专家也到岳坟来参观。我拍我的照，自然不去理会。哪知立刻有一名保护苏联专家的中共便衣人员上来干涉，说有苏联专家在场的时候不许拍照，还记录了我的姓名、地址、工作等等。我想我只是拍摄风景，这些苏联专家又不是靓女，有什么兴趣去给他们拍照？但既然保安人员出声干预，自然只有收起相机。当时心中是这样想：“岳飞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民族英雄，由于他为保卫中国人而奋战，因此获得后世的尊敬。然而在这位民族英雄的墓前，几个外国人的到达，却使一个中国人失却了拍照的自由。岳飞如果地下有灵，不知是站在苏联人的一边呢，还是站在我的一边？

第二件事是恰好碰上斯大林的逝世。当时大陆各地都举行极隆重的典礼，杭州也没例外。街头的政府收音机中，整天播的都是哀乐。干部、兵士、警察、工人、学生等等，臂上都围了黑布。到了下午四时，放起号炮，全市交通断绝，人人要立正致哀，默念十分钟。

我所寄居的那家亲戚是比较有钱的，对共产党之来本就不甚欢迎，如此隆重其事的哀悼一个外国人，他们心中更有反感。但大家深通明哲保身之道，谁也不说什么。到得四时正，呜呜的警报声响了起来，表兄、表妹等在大厅上一齐立正，我也照样站立默念。当时心中所想的，是斯大林抵抗纳粹德军的功绩，同时有一些生命无常之感，如此一位英雄，到头来终也难免一死。

但一动不动的立正十分钟，时间实在是很长的。站到六七分钟后，人人都不耐烦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脸上的表情都很尴尬。突然之间，表妹嗤的一声笑了出来。笑是有传染性的，于是你也笑，我也笑，人人笑作了一团。但大家立刻咬着唇皮，止住了笑。这件事现在想来，还是忍不住要笑。一个人的死亡，是严肃的事。但强迫别人哀悼，就未免滑稽了。

二千五百年前的一封信

一九六三年三月十六日

春秋战国之世，诸侯纷争，这中间的纵横折冲，很有些像今日列国间的争执。我们读到《左传》中“郑子家告赵宣子”那一段文字，不禁会联想到“中共中央致苏共中央的信”来。

《左传》中这封信写于鲁文公十七年，即公元前六百十一年，距今一千五百七十四年，这一年晋灵公会合诸侯，去平宋乱，但是郑国的穆公却不来参加，那时晋国是中原诸侯的盟主，各个小国都要听他号令。晋灵公见郑国胆敢不来参加，认为他一定是靠拢了晋国的敌人楚国，于是大发雷霆，相信“黄牛”、“老鼠”、“粪坑石头”之类的谩骂说了不少。郑国听到之后，执政的子家便写了一封信给晋国的执政赵宣子，好比今日毛泽东派邓小平写信给赫鲁晓夫一般。这封信辞藻甚美，却又充满一团愤懑之气，似乎对晋国兢兢畏惧，却又一连串指责晋国的错误。信的前段列举各种历史事实，证明郑国的行动完全正确，然后说道：“虽我小国，则蔑以过之矣。（我虽然是小国，但行动、态度、观点、立场，一点错误都没有。）今大国曰：‘尔未逞吾志。’（然而你是大国，于是以主人对付仆人的态度，挥舞着指挥棒，要我听从你的指挥，还说：‘你的行为很令我不满。’）敝邑有亡，无以加焉。（既然如此，郑国除了灭亡之外，还有什么办法呢？最多也不过是亡国罢了，你吹我胀乎？）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余几？’（古人说，头也怕，尾巴也怕，那么一个身体上不怕的东西，还留下什么呢？）又曰：‘鹿死不择音。’（古人又说，一只鹿要死的时候，身在哪里便死在哪里，再没时间去选择一块庇荫的地方来死。）小国之事大国也，德，则其人也。不德，则其荫也。（我小国和你大国友好团结，你大国根据友好的原则待我，我们还算是人，如果你大国专横独断，我小国就变成凭你宰割的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