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志。相反，倒是那些旧王朝的既得利益者，屁股转得比谁都快。因此，这些文人祭奠的实际上不仅仅是一个张三或李四的王朝，而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而江南又一向是文化人成堆的地方，当此旧王朝覆亡之际，江南的文化人自然成了送葬队伍中最为痛心疾首的一群。当时名满天下的一些学界巨子，几乎无一例外地加入了这个行列：黄宗羲、顾炎武、刘宗周，当然还有我们刚才说到的黄道周。只要大略看一眼这串在中国文化史上熠熠生辉的名字，吊死在煤山的朱由检也应该感到欣慰了。

新王朝的统治者起初只顾忙于杀伐征战，对这群不要命的文化人很有点不以为然，“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几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怕他作甚？但等到天下初定，甲胄在身的武士们或归顺或败亡以后，他们才意识到，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骑在马上解决的，文人自有文人的厉害，“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抛处血斑斑。”杀几个文人固然不费劲，但问题是总杀不干净，你这边刀上的血还没有揩去，他那边又把脖子迎上来了。再一细看，原来他们手中虽没有吴钩越剑，却握着“批判的武器”，这武器就是巍巍荡荡的汉文化。

事情于是发生了变化，起初是南明的武士们在清军铁骑面前顶礼膜拜，现在却轮到新王朝的统治者在氤氲缠绵、云蒸霞蔚的汉文化面前诚惶诚恐了。这中间一个最明显的信号是：康熙二十三年，清圣祖玄烨带领文武大臣来到南京的明孝陵前，当今皇上的一切显赫和威仪都免了，一行人在陵前规规矩矩地下了马，不走正门不走中道，却从旁门步行，一路上行三跪九叩首礼节，到了宝城前，则行三献大礼。礼毕，又亲书“治隆唐宋”碑文，令江宁织造郎中曹寅刻石制碑，立于陵殿大门正中。对朱元璋的评价在唐宗宋祖之上，这不是一般的抬举了。当雄才伟略的康熙大帝在朱元璋面前躬身拜倒时，那身影所投射的，显然不仅仅是对一位前朝君王的礼节性尊重，而是传递了一种信息：以“外夷”入主中原的清王朝对汉文化同样是很推崇的。

康熙谒陵完毕，又继续南巡去了，接下来的工作让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来做。曹寅不光是负责将皇上的御笔刻石制碑，那事情很简单。在长达数十年的江宁织造任上，他实际上负起了对江南知识分子进行统战的责任。从他给康熙的那些连篇累牍的奏折中可以看到，康熙想了解的事何等详尽，有些看来不应该出现于奏折中的琐碎小事，诸如风俗人情、街谈巷议、三教九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