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酒趣闻之类，曹寅也都包包扎扎，用快马送往京城，那里面的口气，竟有如君臣就着一壶清茗拉家常一样。曹寅这样做，自然是得到康熙授意和鼓励的。康熙喜欢看这些花边新闻，大概不会是为了解闷儿，他是要把江南文人的一举一动都掌握无遗。同时也不可否认，当今皇上在津津有味地批阅从江宁府送来的奏章时，那种对汉文化难以抑止的热情也流泻得相当充分。

大约就在这个时期，清廷诏令表彰前明忠义，也就是说，对当年那些提着脑袋和他们拼死作对的人予以褒扬。应当承认，这种气度还是很难得的。于是，小小的阎典史才得以“跟哥哥进城”，在江阴的“忠义祠”里占了一席之位。此后，江苏学政姚文田又手书“忠义之邦”四个大字，刻嵌于江阴南门城楼之上，算是给了阎应元和江阴守城战一个“说法”。

五

但小石湾依然寂寞。

又有三两游人从那边过来了，或意态悠闲，或行色匆匆，夕阳下的身影拖得很长，惊起一群不知名的水鸟，凄惶逸去，那呼叫使得天地间平添几分苍凉的余韵。几年前，小石湾的江滩上出土了几尊清代道光年间的大炮，到要塞炮台的游客往往在归途中要拢过来看看，人们摩挲着古炮上铁锈斑驳的铭文，望大江，思荣辱，发出由衷的感慨。他们当然不会想到，就在自己脚下的某个地方，民族英雄阎应元正孤独地安息着。

我唯有无言，说不清心里是一种什么滋味。“烟波江上使人愁。”此情此景，难道是一个愁字所能了结？

却又想起一桩不相干的事：不久前，有一位学者考证出，盛宣怀的墓可能在江阴马镇，一时上下都很振奋。因为谁都知道盛宣怀是武进入氏，与江阴原不沾边，若果真那把老骨头最后埋在江阴，就差不多算得上是半个江阴人了。盛宣怀何等人物！他是李鸿章的经济总管，是旧中国的三井、三菱式人物，在今天这个经理厂长脚碰脚的年头，一个地区若能和这样的经济巨擘（即使是一堆腐骨）攀上点缘分，“名人效应”自然是不用说的。于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论证会接着研讨会，忙得不亦乐乎。

当然，接着还要修墓。

我真想大喊一声：阎应元的墓在江阴小石湾，这已经用不着你们论证研讨了。

但终究没有喊，隐隐约约总觉得气不壮：阎应元的墓修好了，能搭台唱戏三资合资投资吗？

呜呼！阎应元这次不光吃亏在“文化”上，还“略输”美元和港币……

江风大了，回去吧。

回来后，写成了这篇小小的文章。

但文章写完后，偶尔翻阅清代大学者俞曲园的《春在堂随笔》，见其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史阁部复摄政睿亲王书，乃乐平王纲字乾维者代笔，见南昌彭士望《耻躬堂集》。余惟忠正此书，海内争传，然莫知其为王君笔也，故特表而出之。

文中的“摄政睿亲王”即多尔衮，而这位春在堂主人即一代红学大师俞平伯的曾祖父。

作为野史，这中间的真实性是大可怀疑的，但我却希望它是真的，我宁愿史可法不是一个文章高手，而是站在扬州城楼上苦心孤诣的督师辅臣。诚如是，则我在上文中的有些说法就无法立足了。

我真诚地希望春在堂主人的记载是千秋史笔。

驿站

手头有一本《中国文化史词典》，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编撰的，闲暇无事，随手翻翻，却见到这样一条辞目——驿站，诠释为：古时供传递公文的人或来往官员途中歇宿、换马的住处。后面还有一系列与此有关的辞目：羽檄、军台、置邮、驿丞、火牌、金字牌、急递铺、会同馆，林林总总，凡二十余条，在惜墨如金的词典中占去了差不多三页的篇幅，可见这辞条的负载是相当沉重的。

渐渐地，心头也跟着沉重起来，寒夜翻动的书页，翻卷起一幕幕褪色的史剧，云烟漫漫，翠华摇摇，在车轮和马蹄声中联翩而过。那快马的汗息挟带着九重圣意和浩浩狼烟；凄清的夜雨浸润了整整一部中国文学史；车辚辚，马萧萧，洒下了多少瞬间的辉煌和悠远的浩叹。合上书页，你不能不生出这样的感慨：这两个藏在词典深处的方块字，竟负载着多么恢宏的历史文化蕴涵！

于是，我记下了这两个古朴的方块字：驿站。

一

词典上的解释似乎过于矜持，感觉深处的驿站，总是笼罩在一片紧迫仓皇的阴影之中，那急遽的马蹄声骤雨般的逼近，又旋风般的远去，即使是在驿站前停留的片刻，也不敢有丝毫懈怠，轮值的驿官匆匆验过火牌，签明文书到达本站的时间，那边的驿卒已经换上了备用的快马，跃跃欲试地望着驿道的远方。所谓“立马可待”在这里并非空泛的比附和夸张，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形象，一种司空见惯的交接程序。晴和日子，驿道上滚滚的烟尘会惊扰得避让的行人惶惶不安。此刻，在田间劳作的农夫会利用擦汗的机会，望一眼那远去的快马，心头难免一阵猜测：那斜背在驿卒身后的夹板里究竟是什么文书呢？是升平的奏章，还是战乱的塘报？或者会不会什么地方又发生了灾荒？那么，或许过不了几天，从相反方向驰来的快马，少不了要降下抽丁增税的圣旨哩。农夫叹息一声，西斜的日头变得阴晦而沉重。

若是在夜晚，马蹄在驿道上敲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