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只纯粹是一种荣誉。但杨守陈这个洗马倒是实实在在的。一次，他回乡省亲，下榻于一所驿站，驿丞以为“洗马”就是管打扫马厩的，很有点不放在眼里，言谈举止，竟跟他平起平坐，还悻悻然地问他：“公职洗马，日洗几何？”这就很不恭敬了。杨守陈却并不生气，相当平静地回答道：“勤就多洗，懒就少洗，是没有定数的。”少顷，有人向驿丞报告，说有位御史即将来站，驿丞一听，御史比这洗马的官大多了，便催杨守陈赶紧把房间让出来，以便接待御史大人，杨守陈仍然很平静地说：“这固然是应该的，但等他来了以后，我再让也不迟。”不久，御史驾到，进门一见到杨守陈，就跪下磕头请安，杨守陈一看，原来是自己的门生。接下来轮到驿丞大惊失色，连忙跪在阶下，口称有罪，乞求杨守陈宽恕。杨守陈却只是一笑了之，并不十分计较。

应当说，杨守陈这位洗马的肚量是很难得的，如果换了另外一个洗马，或别的什么大官，十有八九要把驿站闹腾得鸡飞狗跳，这位小小的驿丞也保管吃不了兜着走。但令人困惑的是，专司送往迎来之职的驿丞，何以会有眼不识“洗马”呢？大概这位老兄原先只是个市井之徒，因为和县太爷有什么裙带关系，开后门谋来的差事，小人得志，看人时难免带着一双势利眼。当然，也怪杨守陈太随和了，全没一点官架子。要是人家对他不恭敬时，他稍微晓以颜色，喝一声：“大胆！”驿丞还敢放肆么？

除去现任官吏而外，驿站的另一类顾客是文人。在中国，文人历来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离官僚阶层只有一步之遥，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就是一幅通俗化的图解。但对于绝大多数文人来说，这一步却关山重重，始终可望而不可即。确切地说，文人是一群“候补官吏”，因此，他们在出游或赶考途中，踱进驿站是很自然的事。很难设想，如果失却了文人潇洒的身影和笑声，失却了他们在夕阳下的伫立和夜雨中的苦吟，失却了驿壁上酣畅淋漓的诗迹，只剩下过往官员粗暴的呵斥和驿丞小心翼翼的逢迎，驿站将怎样地单调冷漠，有如舞台上临时搭设的布景，毫无生气，毫无历史的张力和文化气韵。

文人不仅在驿站题诗，还在驿站做梦，梦是他们人格精神的恣肆飞扬，这时候，心灵深处的渴求将冲决现实的种种樊篱而遨游八极，幻化出奇诡瑰丽的境界。我们看看元稹的这首《梁州梦》：

梦君同绕曲江头，

也向慈恩院里游。

亭吏呼人排去马，

忽惊身在古梁州。

作者在诗下自注说，一天晚上，他夜宿梁州驿馆，梦见与白乐天、李杓直诸友同游曲江，然后入慈恩寺诸院，忽然被人唤马嘶声惊醒，原来是信使出发前备马，这时天已破晓，他立即匆匆写成此诗，请信使捎走。

作为一段诗话，仅仅到此为止，意思恐怕不大。

但接下来还有。

白居易接到这首诗，屈指一算，感叹不已，原来元稹梦游曲江的那一天，他正好与李杓直等人同游曲江，且到了慈恩寺，不信，那寺院粉墙上有自己的《同李十一醉忆元九》为证：

花时同醉破春愁，

醉折花枝作酒筹。

忽忆故人天际去，

计程今日到梁州。

事情竟如此奇巧，白居易和朋友游曲江时还在念叨：如果微之（元稹的号）在，该有多好，算算行程，他今天该到梁州了。而就在同一天，元稹恰恰在梁州驿站，梦中与白居易等作曲江之游，梦境与现实惊人地吻合。作为文坛佳话，后人一直怀疑它的真实性。但千里神交，息息相通，特别是在元白这样的挚友之间，心灵之约应该是可能的。

白居易当然也要把这首诗从寺壁上抄下来，请信使飞送元稹。当元稹在离长安更远的驿站里读到它时，又会有什么感慨呢？或者又会做什么梦呢？

五

元稹读白居易的诗，所感受到的必定是那种深沉而悠远的思念，峰回路转，山高水长，朋友情深如此，该是多大的慰藉！他大概不会把对方的寺壁诗和自己的驿站诗进行比较，且作出高下优劣的评判。

但我们不妨来做做这项工作，就此引出一个新的话题：关于驿壁诗和寺壁诗及酒楼诗的比较，从而寻找驿壁诗在文化坐标上的位置。

元稹和白居易都是做过大官的人，但总是磕磕碰碰的。官场的侧面是诗坛，官场失意而为诗，诗往往写得格外出色。元白始以诗交，终以诗诀，仅唱酬之作就达一千余首，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文友诗敌，难有高下之分，但仅就上文中所引的两首诗来看，平心而论，元诗恐怕更胜一筹，特别是“亭吏呼人排去马，忽惊身在古梁州”两句，奇峰突起，呼之欲出，弥漫着凄清苍凉的意蕴，境界相当不凡，比之于白诗的明白晓畅、深情蕴藉，无疑更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

这种高下之分并不取决于两人的才力，而是由于写诗时特定的环境使然。孤独的远足，孤僻的驿站，孤苦落寞的心态，这一切都使得元稹越发思念远方的朋友。残灯无焰，荒野寂寥，现实的世界凄清而逼仄，只能去梦中寻觅了。梦中的天地是温馨而欢悦的，然而梦醒之后，惶然四顾，那种怅然若失的心理反差又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