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文字玩得这样随心所欲，造化无穷；也不愧是人海之中取书生首级如探囊取物的超级杀手，能问出这样具有政治杀伤力的“为什么”。毋庸置疑，在我们文明古国的历史上，能问出这样高水平“为什么”的，乾隆大帝即使不是千古一人，也是千古几人之一。

可以想见，在这一连串泰山压顶般的“为什么”之下，那些卑微羸弱的文人是何等诚惶诚恐、噤若寒蝉。要知道，当乾隆在问这些“为什么”时，也许那御案上还放着他墨迹未干的诗稿，一个自己也在苦吟“平平仄仄仄平平”，以至不惜遣人捉刀代笔往文学圈子里钻的人，怎么会这样恶作剧地作践文字、作践文人呢？若笼统归结于一种近乎神经质的政治敏感，这固然是不错的。但在我看来，深层次的心理动机恰恰是一种铭心刻骨的自卑，以及由这种自卑而生发的嫉妒，感到自己这方面不行，才猜忌和作践比自己行的人。试问，唐明皇会猜忌文人吗？他文采风流，诗书琴棋无所不通，和当时第一流的文学艺术大师们坐在一起，也照样可以进行层次不低的对话，他自信得很，用不着去暗算人家。正是在这种宽松的气氛下，李白才能笔下生辉，流出那样文采瑰丽的《清平调》。你看诗人在皇上面前何等放浪形骸，一会儿要这个脱靴，一会儿又要那个磨墨，架子搭得够可以的了。平心而论，那三首《清平调》在满目辉煌的《李太白全集》中，虽算不得上乘之作，但其中的“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装”倒是很有点讽喻意味的。以玄宗的文学素养，不可能看不出。但他只是一笑置之，照样给他官做，给他酒喝，可见当时的文人不仅自由，甚至有点“自由化”了。应该感谢大唐天子那宽容而温煦的一笑，因为，正是那种相当“自由化”的宏观环境，孕育了恢宏瑰丽、气象万千的盛唐文化，让中华民族的子孙能够千秋万代地为之神采飞扬。

就文化心态而言，清初的爱新觉罗家族显然比不上李唐王朝那样洒脱放达。他们是从白山黑水的蛮荒之地走出来的，入关以后，虽然也把汉文化奉为正统，潜心研习，但正如胡适所说，那只是“一个征服民族迅速屈服于被征服民族的文化”。既然是“屈服”，便带有相当程度的不得已。例如，多尔衮一介武夫，又不通晓汉文，却和当时颇富文名的桐城派诗人李舒章过从甚密，因为李曾替他“捉刀”写过著名的致史可法的劝降书（李舒章把那封劝降书玩得相当不坏，几乎可以作为诡辩术的范本）。而多尔衮的侄子顺治刚开始执掌朝政时，竟看不懂向他呈递的汉文奏折，因此，他不得不以极大的毅力学习汉文化，这位少年天子后来甚至对汉地的小说、戏剧和禅宗佛教文化也有相当的兴趣。这样，到他二十四岁病故时，居然留下了十五部以汉文撰写的著作。但“屈服”是一回事，真正做到同化却不那么简单。和从小就泡在章句小楷中的汉族士大夫相比，乾隆及其先人们终究只能算是半吊子。“皇帝挥毫不值钱，献诗杜诏赐绫笺。千家诗句从头起，云淡风轻近午天。”这是雍正初年文人汪景祺的几句诗，他显然很看不起这种“半吊子”。皇帝的诗文“不值钱”怎么办？杀人！你比我行，杀了你，我不就是天下第一吗？拿破仑的个子有点委屈，面对一位身材比自己高得多的将领，他说得很干脆：“我和你的差距只有一个脑袋，但是你如果不服从我的指挥，我可以马上取消这种差距。”砍掉人家的脑袋，以求得平等，甚至让自己超出，就这么一种心态。 《一柱楼诗集》案的结局是可以想见的。徐家满门被祸，杀头的杀头，流放的流放，那年头此类事太多了，操作起来相当熟练。跟着倒霉的还有一大批官吏和与诗集有关的人。徐述夔及其儿子已死去多年，仍按大逆凌迟律，锉碎其尸，只留下首级挂在城门上示众。当年，那个讥讪皇上诗文“不值钱”的汪景祺被杀后，其头颅在北京宣武门外的菜市口整整挂了十年，直到雍正驾崩，才得以取下来归葬。徐述夔父子的头颅究竟挂到什么时候，史无记载，但大概总要有些时日的。两颗书生的骷髅就这样高悬在城门上，日日夜夜地昭示着圣明天子的文治武功。

这是乾隆四十三年的十一月，王念孙回到高邮已经三个年头了。高邮是古运河畔的重要驿站，由江南北上进京的必经之路。江南文风腾蔚，那里的文人也因此格外被皇上所猜忌。这几年，江南的文人犯了事，从这里押解北去的络绎不绝，王念孙实在看得太多了。时令已是深秋，芦荻萧萧，有如祭烛千丛；水天苍苍，恰似惨白尸布。王念孙长叹一声，将目光更加深深地埋进后院的书斋里。

四

遗憾的是，在关于《一柱楼诗集》案的材料中，我一直没有见到那两句人们广为流传的“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这大抵由于我无法看到全本的《一柱楼诗集》，全本早已被作为“防扩散材料”而付之一炬了。我只能从封疆大吏们小心翼翼的奏报和皇上雷霆震怒的朱批中有所窥测，而那些“违悖”词句，无论是在奏报或朱批中都不可能透露得太多。当然，也可能根本就没有这两句诗，只是人们的一种误传。误传自有它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当时的统治者对“清”、“明”这样的字眼，其敏感几乎到了神经质的程度，而文人又喜欢吟风弄月，一下笔，风则“清”风，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