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确是触及了盛氏灵魂的底蕴。生活于那样的时代，那样的家庭，盛宣怀不可能挣脱儒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框范。而所谓“治国平天下”，不过是“作高官”的一种堂而皇之的说法。但他深知自己没有科举功名，不是正途出身，因此，沿着常规的官场升迁程序很难出头，便选择了先办“大事”，以“大事”谋“高官”的道路。现在看来，盛宣怀一生的全部悲喜剧，其根源盖出于此。

但不管怎么说，在盛宣怀出道之初，他是以一个办实业的商人，而不是旧式官僚的眼光来处事的。首先，他力主招商局商本商办，因为既为商人，便不能不注重经济规律，经济规律是一组咬啮得相当精密而残酷的齿轮，一旦运转，便绝对排斥封建腐朽的官僚意志；若两相冲突，其结局不是规律被废弃就是官僚被吞噬消化。在这一点上，作为“会办”的盛宣怀一开始便与督办朱其昂发生了冲突，盛宣怀在给李鸿章的信中说得很清楚：“朱守意在领官项，而职道意在集商本，其稍有异同之处。”他是说得委婉了些，因为“官本官办”与“商本商办”决不仅仅是“稍有”不同。但朱其昂是他的顶头上司，他越级打小报告，措词过分激烈就不聪明了，只能点到为止。反正他同时还附呈了一份“清折”，把“集商本”的见解阐述得很充分，这就够了。

果然，李鸿章毕竟是有头脑的，他肯定了盛宣怀的商本商办。不仅如此，在这以后不久，当一批湖南乡绅和旧式官僚弹劾盛宣怀时，李鸿章又用“不了了之”的官场故伎保护了盛宣怀。而当时，李鸿章本人也正遭到来自各方面的非难，有一个叫梁鼎芬的翰林院编修奏他有“六可杀”之罪，指责李办洋务是劳民伤财，连带上对老母不孝也是弥天大罪之一。他请朝廷将李鸿章的罪状昭布中外，以明正典刑。这个梁鼎芬，就是那个辛亥革命后为了剪辫子让黎元洪很费了一番脑筋的腐儒，但那是后话，且搁下不说。好在李鸿章眼下圣恩正隆，一个翰林还参不倒他。

官方代表朱其昂很快就从招商局消失了，换上了盛宣怀力荐的唐景星和徐润，这两位都是买办出身的粤籍商人，而且都在香港厮混过，喝过洋墨水。在这次人事变动的背后，盛宣怀的商业人格体现得相当充分。在当时的中国，有实力登上工商舞台的无非是三种人：大地主、老牌商人和正规官僚，但这些人大抵具有根深蒂固的重农轻商思想，他们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乡村中的一处庄园。地主老财自不必说，即使是商人和官僚，其终极目标仍然是广置田产，而经商和做官只不过是一种敛财的手段，一种人生的阶段性过程，最多也不过是一种使自己的理想境界社会化的努力。这些人的眼界极其有限，很难超越封建庄园的高墙。而买办商人则不同，他们是中国殖民化过程中新崛起的特殊群体，也可以说是列强入侵中国的一个私生子。他们不但在资本积累方面比传统商人有办法，而且通晓洋情，富于开拓和冒险精神，这无疑都是他们得天独厚的优势。

轮船招商局一时如日中天，业务范围从国内各港口陆续延伸到横滨、神户、吕宋、新加坡等地，并且在与洋商争利时打了几次很漂亮的大仗。甚至在送往大不列颠的《商务报告》中，英国驻华领事也失去了传统的绅士风度，惊惶失措于轮船招商局成了他们“贸易上的唯一劲敌”。但盛宣怀的人格悲剧也由此初见端倪。因为从一开始进入天津，他的双脚就踩在两条船上，而这两条船实际上是向不同方向行驶的。在官僚面前，他是精明练达的商人；在商人面前，他又是手握权柄的官僚，这是盛宣怀自己设计的理想模式。显而易见，这种模式中融入了大量中国式的封建色彩，吹牛拍马、钱权交易、朝秦暮楚、以势凌人，凡此种种，都是健全的商业人格所绝对排斥的。他力荐唐景星和徐润，很大程度上是出于那种“第二梯队”的特殊心态，因为朱其昂毕竟是一个有背景的正牌官僚，而唐、徐二位只是纯粹的商人。除去纯粹的政客而外，干其他任何一行的“纯粹人”大都是不通权术的。果然，当中法战争爆发，招商局陷入困境时，盛宣怀从背后轻轻捅了一刀，唐景星和徐润便落荒而走，盛宣怀当上了总揽全局的督办。与此同时，他的官运也相当畅达，接连升任天津兵备道、山东登莱青兵备道兼东海关（芝罘税关）监督，后来又担任了天津海关道这一北洋关键性的职位，参与对外交涉和关税等重要政策的拟定与执行，离京师的殿阙只有一步之遥了。

离京师越来越近，但离中国最大的通商贸易都市上海却越来越远了，而轮船招商局的总部在上海。京师的官场喧闹而富于诱惑力，盛宣怀实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去处理那些瞬息万变的商务行情。满腹的生意经在车轮和马蹄声中变得黯晦而疏淡。他把督理招商局的职责交由会办马建忠代行，自己则一门心思在天津当他的海关道，一边觊觎着京师的官场。停在天津北运河桃花口的盛记豪华官船三天两头便解缆西去，驶向皇城东侧煤渣胡同的贤良寺，那是李鸿章经常下榻的地方；驶向一座座王公贵族的朱门。对于马建忠来说，这本来是千载难逢的绝好机会，独揽大权，更待何时？但他偏偏不领情。事实上，马建忠并不是单靠招商局会办的头衔而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