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的，作为一名改良派的经世思想家和语言学者，他的名字都相当响亮，他的著作《适可斋记言记行》一书，可以作为分析他思想的重要依据。但奇怪的是，在这部记述一生行迹的著作中，他竟然只字未提招商局的事，这是否可以理解为他对盛氏招商局的评价有什么保留，就不得而知了。我们知道的只是马建忠一次又一次地电催盛宣怀南下，口气中甚至透出某种不耐烦。在他看来，盛宣怀根本不应该待在北方做官，而应该到上海来主持商务，这才是真正有意义的大事业，也是他的生命价值所在。中国需要的不是官僚，而是叱咤风云的一代巨贾。

但盛宣怀自己也没有办法，既然脚下的两条船加快了航速，又是朝着不同方向的，他只得暂时把一只脚稍稍抬起来。

三

但盛宣怀终于到上海来了，时在1896 年（光绪二十二年）5月。

甲午中日战争的烟云已经飘散，随着北洋海军的定远号铁甲舰在刘公岛附近的海面上缓缓沉没，李鸿章的政治光芒也逐渐黯淡，作为李鸿章一手提拔的淮系干员，盛宣怀理所当然地面临着一场政治危机。

但命运给了他一次机遇，他抓住了。他和张之洞做成了一笔交易。关于这次交易的详情，我们不妨听听梁启超的介绍：

当时张所创湖北铁政局，经开销公项六百万两而无成效， 部门切责。张正在无措之时，于是盛来见，张乃出两折以示盛，其一则劾之者，其一则保举之者。盛阅毕乃曰：“大人意欲何为？”张曰：“汝能为我接办铁政局，则保汝；否则劾汝！”盛不得已，乃诺之。

盛宣怀的这种“不得已”完全是故作姿态，既然官场这条船开始搁浅，甚至有倾覆的危险，那么，把脚重新踩到实业这条船上来，便成了他现实而明智的选择。张之洞让他接办汉阳铁厂，他何乐而不为呢？但半推半就的表演还是必要的，那是为了和对方讨价还价。果然，他来了：

（盛）进而请曰：“铁政局每岁既须垫赔巨款，而所出铁复无销处，则负担太难矣。若大人能保举盛宣怀办铁路， 则此事尚可勉承也。”张亦不得已而诺之。

这下也轮到张之洞“不得已”了。

梁任公真是大手笔，寥寥数句，便把两个官场人物的心态勾画得惟妙惟肖，我们甚至可以体味到细瓷盖碗里袅袅飘逸的茶香和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