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堂上，而是在担任监察御史和谏官期间。他也没有杀多少人，只是上了不少奏章，弹劾过不少人。其中地位最高的，一个是宰相宋庠，另一个是“国丈”张尧佐。宋庠并没有什么违法乱纪的大罪过，只是平庸无能。这个人很识趣，包拯的弹章一上，他马上请求离职，并且在辞呈还未得到皇帝恩准时，就主动到中书省政事堂去站班了。国丈张尧佐并不是张贵妃的父亲，而是伯父，因此这个“国丈”是带水分的。他的问题也是平庸无能。包拯要把他从三司使（相当于国家计委主任兼财政部长）的位置上拉下来。弹章上去了，仁宗皇帝想了个变通的办法，叫张到下面去当节度使，这自然引发了包拯等人的谏争。这场谏争倒是很激烈的：

仁宗没好气地说：“岂欲论张尧佐乎？节度使粗官，何用争？”

谏官们不客气地顶撞道：“节度使，太祖、太宗皆曾为之，恐非粗官。”

仁宗一时张口结舌，无言以对。

于是包拯等人争相上前，与仁宗抗辩不已。包拯言词激烈，口若悬河，竟将唾沫星子喷了仁宗一脸。

张尧佐的节度使终于没有当成。

包拯和仁宗的关系很微妙。在宋代的帝王中，仁宗还算是比较清醒的，单凭谏官们敢于在金殿上对他反唇相讥，甚至把唾沫星子喷他一脸，就可见他是比较富于民主色彩的。他了解包拯，知道包拯喜欢犯颜直谏。因此，凡能够接受的，他都尽量接受；一时接受不了的，就不理不睬，我行我素，但对提意见的人并不打击，有时还安抚有加。这一点在帝王中相当难得。包拯也了解仁宗，因此，一段时间以后，当仁宗再度起用张尧佐时，包拯见好就收，让仁宗下台。他并没有患“左派幼稚病”。

应该说，包拯和仁宗算得上是君臣际会，他们都有一种大局观，这种大局观不是为了官场中的一团和气，而是为了王朝的长治久安。在那场关于张尧佐的谏争后，仁宗回到后宫，对他所宠爱的张贵妃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汝只知要宣徽使、宣徽使当时仁宗情急烦躁之下，把节度使说成了“宣徽使”。，汝岂知包拯为御史乎？”这说明，他对下面的意见还是很在乎的，甚至有点小小的惧怕。

一个对下面的意见很在乎，甚至有点惧怕的王朝，大致不会太惧怕外面的强敌。仁宗一朝，宋帝国的国力还相对强盛，在与契丹的对峙中也不很怯阵，他们能够把目光望着更远的幽燕大地，而不至于只盯着眼皮底下的黄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