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到了开封不能不看大相国寺，看了大相国寺不能不想到那个倒拔垂杨柳的胖大和尚。鲁智深是在大闹五台山之后来到大相国寺的。五台山也是天下名刹，宏丽堂皇自不必说，鲁智深既从那里来，眼界自然很高，但站在这里的山门前也不由得称赞：“端的好一座大刹！”大相国寺之“大”，《燕翼贻谋录》中有一段记载：

僧房散处，而中庭两庑可容万人，凡商旅交易皆萃其中。 四方趋京师，以货求售，转货他物时，必由于此。

这是北宋时的景观，当时大相国寺大体上已成了自由市场，兼营批发和零售，而香火倒在其次了。我不知道当时寺院方面要不要向这些个体摊贩收取管理费，如果收，那当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大凡寺院都喜欢选择在深山静地的，但大相国寺却置身于闹市中心，这里离皇城太近，离人间烟火太近，色货琳琅、红男绿女，礼佛的钟磬声中，弥漫着世俗红尘的铜臭气和功名欲，置身其间，寺僧们恐怕很难入定参禅的。这次我在相国寺，正赶上一个国际佛教界的书画展，其中有一幅草书“难得糊涂”。我想，这大概是寺僧们内心骚动的一种曲折反映吧。不然，为什么要强制自己装“糊涂”呢？所谓“禅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春风上下狂”，说到底是很难的。本来，相国寺的佛，是入世的佛，你看八角琉璃殿里的那尊千手千眼观音，显得多么能干、繁忙，整个一副女强人的架势。

当我一边徜徉，一边胡思乱想时，无意间在大雄宝殿前看到一块石头——一块极普通、极不起眼的石头，上面有填绿楷书的一行小字：艮岳遗石。

我心中一惊，在几乎每一本关于北宋政治史的书中，都会提到这个名字：艮岳，与之相连的还有另外一个奇特的名词：花石纲。中国的山岳可谓不可胜数，但我敢肯定，绝对没有哪一座像艮岳这样短命的，它的存在大约只有十几个春秋，而正是这座短命的艮岳，却成了中国历史上一根永远的耻辱柱，上面钉着一个腐朽得光怪陆离的末代王朝。

这一切都是从那个风流皇帝赵佶开始的。赵佶是个极富于浪漫气质的帝王。对于苏东坡和柳永那样的文人来说，浪漫气质是一种灵魂的燃烧和开掘艺术至境的斧钺；而对于一个拥有无限权力的帝王来说，浪漫气质则很可能导引出令人瞠目的大荒唐来。有人说，开封四面无山，若把京城东北隅增高，可多子多寿、皇图永固。赵佶信奉的是“只怕想不到，不怕做不到”，当即诏令天下献石垒山。当然，艺术家的赵佶并不缺乏审美目光，首先，造山的石头要用江南的太湖石，这种石头玲珑剔透，有如苏杭美女一般婀娜多姿；其次，光有山还成不了景，还得有奇花异卉来装点，这样，皇上用不着出汴京城，就可以受用如诗如梦的江南山水。这座费时十数载，周遭十余里的假山就是艮岳。

一座周遭十余里的艮岳要用多少石头呢？我相信，这中间的每块石头都该有一段值得书写的故事。营造艮岳成了宋帝国建国百余年来最大的暴政，一时间，从中央到地方羽檄交驰，闻风而动，“花石纲”成了压倒一切的大事。官员们一个个都人模狗样的成了皇差，带着士兵到处乱窜，任何人家的寸草片石都可能突然之间被指定为“御前用物”，当即加上标识，令主人小心看护。如果看护的程度稍稍令官员们皱眉，那就是“大不敬”，按律主犯处斩，全家流放。即使看护得很好，运走时的那种排场也实在让人受当不起。因为是御前用物，要把房屋墙垣拆掉，焚香膜拜，恭恭敬敬地抬出来。于是，“花石纲”成了官员们最简单而有效的勒索法宝，他一指手或一皱眉就可以叫你家破人亡——这使我们想到公元4 世纪石虎时代“犯兽”的怪事。在从崇宁到宣和的十几年里，千里古运河上舳舻相衔、帆樯连翩，那景观和当年隋炀帝下江南的龙舟相比恐怕毫不逊色。“花石纲”剪江北上，一路迤逦而行，两岸是凋敝的村落和荒芜的田野，饥寒交迫中的乡民也许对这样浩大的船队感到迷茫：皇上要这么多石头干什么呢？他“御前”有普天之下的美女、普天之下的珍玩、普天之下的锦衣玉食，难道还不够受用吗？

是啊，皇上要这些石头干什么呢？黑土地上的子民是永远无法理解的。他们只知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上有受用不尽的好吃的、好玩的、好挥霍的，但他们不知道皇上有着多么奇特的想象力，他不仅要占有“普天之下”所有的好东西，而且还要把这些都集中在自己的围墙里，变成伸手可及的“御前用物”。如果有一天盛传屎克郎也是一种美物，且以此作为时尚，他肯定要在后宫里营造一座世界上最堂皇的粪坑，并用他那漂亮的瘦金体书写一块“大宋宣和天子御用”的匾牌，那么，天下的屎克郎也就大致可以“尽入彀中”而渐至绝迹矣。

在中国的历代帝王中，赵佶大概算得上艺术素养最高的几个之一。一个帝王而有很高的艺术素养，这是很不幸的，不仅是他本人的不幸，也是民族和历史的不幸（只有曹氏父子是个例外）。这种不幸是从元符三年的那场宫廷风波开始的。那一年，宋哲宗赵煦病逝，他没有儿子，继承者将在他的两个弟弟赵佶和赵似之间产生。帝王的宫廷历来是天下是非最多的地方，尤其是事关皇位继承，不闹得你死我活是不会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