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晨露湿漉的小院里印下一行行鲜活的“个”字。然后便去河边提水，母亲个子小，提水时必须将身子仄过来，仄过来，头发一直垂到腰际，桶里的水一晃一晃的，把一条裤管溅得精湿。等到她坐在灶门口生火做饭时，我已经揉着睡眼起床了，踉踉跄跄地拎起竹篮走出去。每天早饭前，我得挑满一篮猪草，然后上学。

但有时，那旋律也会失信，等到我醒来时，太阳已照在床头，到上学的时候了。我转了转那杨木门，却悄然无声。母亲一边给我盛早饭，一边说，是她把门窝子里洒了点水，不响了。“这几天考功课，用脑子哩，让你多睡会儿。”

母亲自己不识字，却很看重子女的功课，不管家中多么困窘，她也要让我们读书上进，从低矮的茅檐下走出去，开拓自己的人生之路。

1962 年，我小学毕业，姐姐初中毕业。

那是个饥饿年头，老人们说，天道轮回，恰逢庚子鼠年，天下的粮食都被老鼠吃光了。村头的老槐树被人们从上到下剥光了皮，枯成了一株干柴。阳光下到处徜徉着浮肿病人的影子，一双双眼睛浑黄浑黄的，死鱼一般。一天吃晚饭时，姐姐说，要填报考志愿了，老师知道我们家困难，动员她考师范，因为上师范是供给制，用不着家庭负担。如果上高中，要到离家十几里以外的曲塘去，除去学费，还有伙食费、住宿费什么的。这些先不去说它，光是拿着录取通知书去报到，那一笔钱就供不起。母亲沉吟了一下，问：“师范出来做先生？”“嗯。”“做先生不错了，吃国家粮哩。”姐姐却低头吮着筷子。母亲又问：“你自己呢？”姐姐迟迟疑疑地说：“我想将来考大学，就是……”母亲没有作声，收拾起碗筷到灶上去了，她慢条斯理地洗得很细心，一点响动也没有。洗好了，平静地走过来：“你要考曲塘就考吧，只要考得取，拆房子也让你上。”

在后来的那些年里，姐姐常说，如果当初母亲坚持要她考师范，她也就考了，家中那样难，她没有勇气、也没有理由拒绝。那样的话，可能在某一所乡村小学的讲台上就多了一名女教师，而现在这家工厂的总工程师室里则少了一名机械工程师。决定一个人的命运，有时只在反掌之间。

以母亲的见识，她当然不懂得当教师与工程师的区别，反正都是“吃国家粮”的。但是她懂得多读书总是有好处的，更懂得尊重子女的意愿，而在当时，这种“尊重”却要付出多么艰辛的代价。

家中养了一头猪，一年前抓的，那是全家的希望之星。猪也善解人意，虽然没能吃上一口精料，却得之于四时嫩草的精华，长出了百十斤的架子。自留地上的新麦收打以后，母亲咬咬牙，每天从人的口粮里匀半瓢大麦粉给猪吃，一个月下来，那猪屁股的弧线居然出落得圆润且生动了。全家人便每每围着品头品足，心中充满了憧憬。来人了，母亲便请他们估斤两，都说不小了，一百二十斤是笃定，甚至有说一百三、一百四的。母亲满脸喜气，嘴上却总是不信：“没那么重，我咋总不见它长呢？”“你天天见哩，看惯了。”“我看没那么重。”母亲虽这么说，脸上却越发神采明艳。

经过不知多少人的估看之后，母亲开始筹划卖猪了。卖猪是欢欣鼓舞的节日，但对于母亲，却毋宁说是一道苦涩难解的方程式。包括原先抓猪娃的本钱在内，一年来林林总总的开支，一笔笔都欠着，欠的时候，都说等猪卖了还。现在，即使按最乐观的估算，这头猪也是远不够还债的。母亲得根据各家的经济景况、拖欠时间特别是亲疏为人，反反复复地排列筛选，以决定哪几家这次非还不可，哪几家再拖一拖，哪几家一次还清，哪几家先还零头。对于拖一拖和还零头的，预先就得和人家打招呼，当然，那是很难堪的事。母亲向来是很重脸面的人，但一钱逼死英雄汉，在那些日子里，或清晨，或夜晚，我们常常看到母亲那瘦小的身影从村头蹒跚着走过来，直到进了家门，仍旧一声不响，我们知道，那肯定又是受了债主的脸色。而后，全家人便会不约而同地走向猪圈，围着猪一阵好看，心头似乎得到些许安慰。

终于到了卖猪的日子。那时人的口粮每月只有十二斤，对猪的长期“优待”是断然吃不消的。猪没有卖给国家的收购站，因为怕够不上斤两，又得抬回来，折了膘分。谈好了，卖给村里的屠夫去宰杀，饿食一百二十元一担，饱食一百元一担。母亲选择了饱食。那天，我们挑了顶顶鲜嫩的青草，加进去两大瓢精料，煮了一锅好食，一家人围在猪圈前，看着猪吃。猪从来没吃过这么好的食，先是奋不顾身地吞咽，满头满脑的食水点滴淋漓。眼见得那肚子渐渐鼓起来了，便摇头摆尾地撒泡大尿，再回过头来，放慢节奏，优哉游哉地受用。母亲低头加食时，眼眶里似乎有亮晶晶的东西在闪动，我们也心里沉沉的。最后，母亲用手把食槽里的剩食刮到一起，在猪背上把手揩干净，祈祷似的说：“猪过千年有一刀，总有这一天的。”便扭头去喊人来过秤。

猪哀嚎着挂上了抬秤，只见那秤杆老是往下戳，掌秤人向里抹了好几把才稳住了。母亲脸上僵得紧紧的，只是说：“怎么只有这点，怎么只有这点……”掌秤人把秤打在那儿，对母亲说：“三奶奶，你自己看，一百零二斤，还疲疲的。”母亲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