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丛报》的人也同样能够了解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的情况。

《丛报》的停刊，无论对于创办者、编辑者还是作者们来说都是一件遗憾的事情。停刊的原因有多个，最重要的是经济困难，《丛报》的资金一方面来自于销售所得，另外则来自于商人的资助，特别是奥立芬的大力资助，1851年奥立芬在回美国途中去世，使裨治文和卫三畏失去了坚强的经济后盾，成为《丛报》停刊的直接原因。《丛报》在前10年还可以依靠销售收入自给自足，但从1844年开始便逐年亏损，每年约300—400美元，最后一年（1851）只有300个订户，实在难以为继。裨治文的离去也使卫三畏越来越感到独木难支，1851年底，卫三畏决定停刊，给这份重要的刊物划上了句号。

在《丛报》创办之前，欧洲已经出版有多种亚洲研究刊物，如伦敦的《皇家亚洲学会通讯》（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巴黎的《亚洲学刊》（Journal Asiatique），但正如它们的标题所显示的，它们是以“亚洲”作为研究对象，中国只是其内容的一部分。前文提到的《印支搜闻》虽然给中国以不小的篇幅，但南亚、东南亚的情况也是其关注的重要对象。《丛报》是西方第一份主要以中国为报道、研究对象的刊物，它的出版无疑具有相当的历史意义，对于当下中国的清史研究者来说尤有极重要的文献价值。

原载《博览群书》2011年第10期

美国东方学会及其汉学研究

美国东方学会（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1842年4月7日成立于波士顿，乃北美最早的学术团体之一，其宗旨是“促进对亚洲、非洲、玻利尼西亚群岛的学术研究”。当时的外部环境是非常有利的，正如首任会长皮克林（John Pickering）在就职演讲中所说：“我们想与其合作进行东方研究的欧洲诸国，现在彼此间和平相处，那些因为风俗习惯不同而长期疏离于欧洲的东方国家现在也表现出更多交流的意愿，现代科技为遥远国家之间的往来提供了交通工具，东方国家更为宽松的政策也保证了外国旅行者的安全出行。所有这些有利条件，加上今天的学者和旅行家们已经具有的知识，应该使我们在短短的数年内取得超过以往好几代人的研究成绩。”美国东方学会确实在此后不长的时间内取得了不错的研究成绩，特别是索尔兹伯里（Edward Salisbury，梵文、阿拉伯文教授）和惠特尼（William D.Whitney，梵文教授）两位耶鲁教授更是成就突出，其成果得到欧洲同行的高度评价。学会的《学报》（创刊于1843年）也逐渐成为一份有影响的学术刊物。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东方学会的研究范围虽然涵盖整个东方，但印度、波斯始终是研究的重点，这也正是上述两位耶鲁教授的研究领域，此外埃及和小亚细亚也比其他地区受到更多的关注。从研究方法上看，以语言研究和文献考证为特点的语文学（philology）几乎是学者们不二的选择。索尔兹伯里在《学报》第一期上发表的关于波斯楔形文字的长文可以说是一篇垂范之作，其后这类文章占据了《学报》大部分的版面，我们以第10卷为例，共11篇文章，内容如下：（1）彭加人（按：在内布拉斯加州和俄克拉何马州保留地的美洲印第安人部落）的词汇；（2）琼斯（William Jones，英国著名的波斯、印度学家）的13封信笺；（3）库尔德人的语法和词汇；（4）《阿闼婆吠陀》第二抄本校勘记；（5）一篇克伦邦（按：缅甸邦名）的碑铭；（6）从缅甸语的角度看巴利文；（7）冰川作用于黎巴嫩山的痕迹；（8）希腊文《圣经》西奈抄本和拉丁抄本的时代问题；（9）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所藏塞浦路斯人的碑铭；（10）梵文动词变位研究综述；（11）关于吠陀本集中名词变位的统计。从上述列举中，我们也不难窥见东方学会的另一大特点——“厚古薄今”。

美国东方学研究的传统来自欧洲。语文学（philology）在希腊语中的原意是“爱字词”，从某种意义上与意为“爱智慧”的哲学（philosophy）相对立。在近代欧洲，意大利思想家维柯和法国思想家笛卡尔分别代表了这两种学术倾向。在维柯的影响下，许多欧洲（特别是法、德）学者将精力投向了东方古代和中古的语言以及历史文献的研究上，取得了很多重大的进步，如波斯古经、《奥义书》、《沙恭达罗》的翻译，巴拉维语（按：约在公元3世纪至8世纪的伊朗语）的判读，希腊语与阿拉伯语关系的探讨等等。在18世纪学术飞快进步的基础上，19世纪初欧洲的东方研究学会纷纷建立，最早是法国的亚洲学会（Société Asiatique），成立于1822年，其后英国和德国也都建立了类似的学术团体。美国东方学会和这些组织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欧洲的东方研究历史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历史之父”希罗多德，但真正意义上的汉学研究应该说开始于17世纪来华的传教士和欧洲本土的汉学家。1814年法兰西学院汉学教席的设置无疑是“学术汉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