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的标志，但比起阿拉伯学、印度学则要晚得多，值得注意的是，法兰西学院两位最早的汉学教授雷慕沙（Abel Rémusat）和儒莲（Stanislas Julien）都将大量的精力用于研究佛教，也绝对不是偶然的。在欧洲的影响下，美国的东方研究同样是将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向波斯、印度、埃及，中国则处于相对次要的位置。这从《学报》上就能很清楚地看出，在19世纪出版的20卷当中，关于印度的古代经典四大《吠陀》的文章多达数十篇，却没有一篇关于中国的《诗》、《书》、《礼》、《易》的文字。德国当代汉学家傅海博（Herbert Franke）在解释这一现象时说：“在欧洲，汉学作为一个学术研究课题基本上是19世纪的产儿，它比印度学和闪族研究要晚得多，后两种研究的发生背景也不尽相同，希伯来以及其他东方语言在欧洲有很长的教学历史，这样做有时是为了维护基督教以反对伊斯兰教，欧洲和伊斯兰教的接触发生在地中海以及巴尔干半岛国家，巴勒斯坦曾在土耳其的统治下更成为接触的重要原因。对于印度的兴趣主要是因为学者们发现梵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所有印欧语言的祖先，印度学一般被认为是对梵文的研究，早期的印度研究还伴随着一种寻找人类文明源头的幻想。”（《欧洲汉学概论》）学术研究虽然带有自身的独立性，但不可能脱离历史的发展和实际的需要而存在。

在19世纪的学术环境中，中国处于东方学的边缘，《学报》上留给中国的版面十分有限，还是以19世纪所出的前20卷为例，与中国有关且有一定篇幅的文章只有10篇：

克拉普罗特《中国纸币史》（第1卷第136—142页）

格里诺《中国：人口、贸易、条约签订的前景》第1卷第143—161页）

勃朗《中国文化，或中国人特性的形成原因》（第2卷第167—206页）

马西《运用电码标示汉字的方式》（第3卷第195—207页）

索尔兹伯里《西安大秦景教碑的真伪》（第3卷第399—419页）

布拉德利《中国方言的罗马字拼写》（第4卷第327—340页）

伟烈亚力《西安大秦景教碑》（第5卷第275—336页）

丁韪良《古代中国的北方蛮族》（第11卷第362—374页）

柔克义《朝鲜与中国的关系》（第13卷第1—33页）

柔克义《西藏佛本生故事》（第18卷第1—14页）

从上面10篇文章可以看出三个特点，一是研究课题多属于古代（柔克义的第一篇文章主要讨论古代朝鲜与中国的关系），二是语言文字研究所占比例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