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英华书院的教学水平，因为这所书院正是在他提议下创办的（1818年），为此他捐助了1000英镑用于校舍的建设。书院实行中外学生兼收的政策，既教中国人英文和西学，也为外国人学习汉语提供培训。马礼逊建立这所学校的重要目标之一是为英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培养紧缺的汉语人才。

亨德来到英华书院时，书院的院长是伦敦会传教士汉弗莱（James Humphreys），他是第二任院长，首任院长是协助马礼逊创办学院的伦敦会传教士米怜（William Milne），在担任院长4年后于1822年去世。亨德在英华书院的汉语老师柯利（David Collie）是一位著名的汉学家，代表成果有《四书》英译（1828年）。亨德的另外一位老师是一个广东人（Choo Seen-Sang，担任柯利的助手），他不仅熟悉中国经典，而且能说一口准确流利的官话。有这样中外高水平老师的指导，难怪在不长的时间里亨德的汉语学习就能够取得良好的效果。

如果考察柯利最初的中文基础，就会发现它是来自1823年马礼逊访问马六甲时的指导，这样一来，亨德就应该算是马礼逊的“徒孙”了，虽然在英华书院一年多的学习成果得到了“师祖”的肯定，但亨德并不就此满足，他在广州当地又找到了一位中国老师（Le Seen-Sang）继续学习。但不久之后他所供职的公司破产，于是他不得不中断学习返回美国。1829年他乘坐新雇主奥立芬（D.W.C.Olyphant）的商船“罗马人号”（Roman）重返广州。在这条船上他结识了最早来华的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并每天教授他中文。正是从马礼逊的“徒孙”那里裨治文获得了最初的汉语知识。英、美第一位传教士之间的这层关系虽然有点巧合，但事实本身既说明了马礼逊作为汉语教师的广泛影响，也说明了美国汉语人才的缺乏。从1784年以来，美中之间的贸易不断发展（至1792年贸易额仅次于英国），但半个世纪当中能够熟练掌握汉语的美国商人却只有亨德一人。

商人追求的是商业利益，一般都来去匆匆，对于那些有机会长期居留的人来说，汉语的复杂难学也使他们或无心问津或裹足不前。美国商人不愿意和不积极学习汉语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一种特别的交流工具的存在。它不是汉语，也非标准的英语，还夹杂着一点葡萄牙语，就是所谓“广州英语”（Canton English）。它起源于广州人在与英国商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无师自通学习英语的实践（开始于1715年前后），其特点是完全不顾读和写的训练，只关注听和说——把听到的英文单词用汉语记录下声音，再根据汉语注音说出来。这种看似简单易学的方法带来两个问题，一是由于注音不准确（常常把英文单词的多音节缩减为汉字的单音节）而导致发音走样，二是由于缺乏系统的训练而使说出来的句子完全不符合语法规则，毫无逻辑性可言。但这样一个非常不理想的交流工具却不妨碍做生意，甚至是大笔的生意。

中美直接贸易开始后，美国政府于1786年向广州派驻了首任领事山茂召（Samuel Shaw），1794年山茂召去世后他的职位由斯诺（Samuel Snow）接替，斯诺1804年底离职后由卡灵顿（Edward Carrington）接任（1806—1808），马礼逊1807年从英国经纽约来广州时带着的正是美国国务卿给卡灵顿的信件。卡灵顿离任后这一职位一直空缺直到1814年才由韦尔考克斯（B.C.Wilcocks）接任。但所有这些人都是商人出身，实际上，直到1854年，这一职位一直由商人充任。但身份的转变没有为这些外交官带来汉语学习态度的改变。1844年当顾圣（Caleb Cushing）代表美国政府前来和清政府谈判时，他只能请传教士帮忙做翻译。此后传教士被借用的情况一直延续到1860年代，正如列卫廉（William B.Reed，1857—1858美国驻华公使）在给美国政府的信中所说：“传教士们在中国的工作和研究直接关系到了我们的在华利益。如果没有他们担任翻译，我们的各项工作都无法进行；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我在这里既不能读，也不能写，无法与中国人信函往来，更无法与中国人谈判。总之，如果没有他们，我根本无法开展工作。他们为我们解决了很多困难。1844年顾圣先生在中国的时候，为他做翻译和帮助他的都是传教士；1853年马沙利（Humphrey Marshall）先生和1854年麦莲（Robert M.McLane）先生在中国任职时，担任他们翻译的也都是传教士。我们这次在中国工作期间，裨治文博士给予了我们莫大的帮助。现在他们仍然在尽他们所能为我们分忧解难。我要向他们表示真诚的谢意，感谢他们给了我那么多帮助，为我们提出了那么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还要感谢来自印第安纳州的长老会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A.P.Martin）先生。他懂中国北方话，为我做口译工作。”（转引自《卫三畏生平与书信》））英国的情况也并不更好，1816年阿美士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