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在孔子去世百年之后，在顾看来已经属于“儒家传奇”，而《左传》只是在一个不经意的地方提到，而“如果孔子曾是鲁国司寇的话，《左传》应该相当完整地描述他的政治举措。”（中译本第39—41页）这样的辨析难以让人信服。另外顾立雅相信崔述“《史记》之诬者十七八”（《洙泗考信录》）的论调，对于其中的史料始终小心翼翼；但实际上《史记·孔子世家》是古代文献中有关孔子生平的最可靠的史料，这已为当代学术所日益证实。

从这些考辨中不难看出顾立雅的“疑古”倾向，这应该和他的留学生涯有关——1930年代正是“古史辨”派如日中天的时代。顾立雅1932年到北京后很快就结识了顾颉刚等中国学者，聆听并接受了顾的不少疑古观点：“《古史辨》第一集顾颉刚先生谓《盘庚》为商书中之唯一可信者，至于近年，顾氏之意见已与前日不同。顾氏曾与余言，《盘庚》乃周初人所作，至东周以后曾经学者所修改，则《盘庚》亦非商代文字。”这段文字出现在顾立雅在北京时期撰写的《释天》一文中，该文后来在顾颉刚的关照下发表在《燕京学报》第18期（1935年）上。

顾立雅虽然在文献上“疑古”，但在价值取向上对中国古代文化却是十分热爱，甚至是崇拜的。这和经过“五四”洗礼的顾颉刚等人完全不同。关于两位顾氏的交往，海伦·斯诺（Helen F.Snow，埃德加·斯诺夫人）在《旅华岁月》中回忆说：“顾立雅对古代和孔子十分崇拜。我记得有一天，我请他和顾颉刚一块吃午饭，因而引起一场激烈的争论。……顾颉刚这个批判性的学者是我们在中国结交的最有吸引力的朋友之一……”顾颉刚对中国古代文化的批判态度显然是他和顾立雅争论的焦点。

近代以来，孔子运交华盖，无论中外，他和他的学说被认为是中国落后的精神根源，是保守、反动、专制主义的代名词。作为一个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热爱孔子的学者，顾立雅认为自己有义务为孔子正名，因此他在全书第二部分讨论仁义礼智信的时候，着重强调了孔子的“民主”思想和他的革命性，在《儒学》部分，他撇开孔子思想在唐宋元明清的演化，而大谈孔子对于十七、十八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影响，以及对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的影响。对于这部分内容和章节安排，一些书评提出了质疑甚至批评，这从学理上来说也许有一定的道理，但似乎未能体察到顾立雅的用心。顾立雅是一个有着明确价值观和宽阔世界眼光的思想者，他写孔子不仅具有学术史的意义，还有思想史的价值。

当然，这本书的主要价值还是在学术方面，除了许多个人见解外，顾立雅也十分重视引用中国学者如胡适、钱穆、冯友兰等人的研究成果；除书面观点外，还有口头文献。1940年代顾立雅邀请董作宾到他所在的芝加哥大学讲学，其间经常向董请教，顾立雅在该书中引用了三次与董的口头交谈，董告诉顾，根据他20多年的研究，甲骨文中没有出现过“道”、“阴”、“阳”、“地”这几个字，刑罚在商代的使用也不普遍。（中译本第127、205、206页）

作为一位美国学者，西方文献更是他的看家本领。该书的注释和参考书目都很详尽，一册在手，就基本上可以全面了解20世纪上半叶中外学者在先秦思想史研究上的主要成就和问题。同时该书又开启了20世纪下半叶美国孔子研究的先河，无论是《孔子：即凡而圣》（Confucius：The Secular as Sacred，1972）、《通过孔子而思》（Thinking through Confucius，1987），还是《制造儒家》（Manufacturing Confucianism，1997）、《论语辩》（The Original Analects，1998），它们都无法绕开顾书开创性的研究。

由于该书的重大价值和影响，早在1992年就被译成中文，2000年修订再版。此次2014年版是再次修订版。我的读书经验是，如果一本书有两个译本，优先看后出的版本，因为一定是后出转精。多年前我读该书2000年版时，就深感译文平实流畅，中文文献的回译准确到位，还有不少译注对原著的文献和观点进行了简明扼要的辨析，对于其中过于“疑古”部分的辨析尤见功力，一看就知道是出自专家之手。后来了解到译者高专诚先生曾出版过多部有关孔子和儒学的专著。现在该书第三版又问世了，比第二版又有不少改善。这对于研究中国思想史和美国汉学史的学者以及对此有兴趣的读者来说，无疑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

原载2014年5月28日《中华读书报》

美国第一位女汉学家

1928年2月，孙念礼（Nancy Lee Swann，1881—1966）将论文《班昭传》（Pan Chao, Foremost Woman Scholar of China）提交给哥伦比亚大学，通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成为美国第一位科班出身的女汉学家。孙的导师是以研究中国印刷术闻名世界的卡特（Thomas F.Carter），可惜1925年就英年早逝，看不到自己的学生戴上博士帽了。

班昭（约45—约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