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9）一书。无论是看过原件还是图片的学者们发现，顾立雅在《中国之诞生》讨论甲骨文一节所附的7张图片（原书22与23页之间）的说明文字需要做一点修订。他在说明中指出“这7片甲骨中除了右下角的一片属于Dr.Cyrus Peake之外，其余均为一未署姓名的私人藏品（the remainder in a private collection）。”现在看来，这6片实际上是顾氏本人在北京时所收集的甲骨的一部分。

顾立雅是最早参与中国考古的西方学者之一，在这一过程中他充分认识到了这一工作的重要性：“中国文化的起源和早期历史非常值得研究，这一历史仍然有迹可循，有物可证，所以这一研究就显得尤其重要。如果我们想理解中国后来的历史，就必须先理清古代的历史。中国文明不是已经死去，而是仍然鲜活，研究古代的源头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它的现在和未来。”（《中国之诞生》英文本第380页）顾立雅早年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基本上只使用书面文献，到中国后，他开始投入大量精力研究甲骨文和金文，把“纸上之遗文”和“地下之实物”结合起来，这种二重证据法大大提升了他的学术研究的水准。顾立雅说他自己在写作《中国之诞生》商代部分时曾仔细研究过“219份西周金文和113份东周金文”。（《中国之诞生》英文本第266页）这样扎实的功夫为他以后的学术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史语所对殷墟的第二、三次发掘曾得到美国方面的支持，这主要得力于毕士博（又作毕安琪，Carl Whiting Bishop，1881—1942）和李济的牵线搭桥。毕士博是著名的东方考古学家，1915—1917年以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东方部主任助理的身份在中国进行考古挖掘，1923—1927和1929—1934两度作为华盛顿弗利尔艺术馆（Freer Gallery of Art）的代表常驻北京。1924年毕士博在北京见到了回国不久的李济，李是最早在美国学习人类学和考古学的中国学者，双方很快达成了合作意向。弗利尔美术馆先是和李任教的清华大学国学院合作，并把山西作为考古挖掘的地点。1928年清华国学院解散后，李济移席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并担任考古组负责人，于是双方的合作移向殷墟考古。1929年春和同年10月李济领导的第二次和第三次小屯发掘均得到弗利尔艺术馆的大力支持，特别是在经费方面。可惜由于种种原因这一合作到1930年就中断了。

毕士博在顾立雅留学北京期间曾给予他多方面的帮助，在《中国之诞生》出版之际应顾立雅之邀撰写了热情洋溢的序言，称赞此书是“迄今西方对于青铜时代中国最好和最完整的描述”。（《中国之诞生》英文本第9页）

原载2013年12月18日《中华读书报》

美国孔子研究的开山之作

美国学者顾立雅《孔子与中国之道》一书的最新中译本（高专诚译）2014年3月由大象出版社推出。该书英文初版问世于1949年，书名为《孔子其人及其神话》（Confucius：The Man and the Myth），后又以《孔子与中国之道》（Confucius and the Chinese Way）为书名再版。全书分为三部分：背景、孔子、儒学；附录部分则是对《论语》可靠性的辨析。该书问世后，立刻得到了国际学界的广泛关注和好评，学术性书评达20篇之多，其作者包括戴闻达（J.J.L.Duyvendak）、恒慕义（Arthur W.Hummel）、修中诚（E.R.Hughes）以及旅美华裔学者杨联陞、陈荣捷、徐中约等著名汉学家。

顾立雅这本书可以说是美国孔子研究的开山之作。此前美国传教士对孔子只做过一些一般性的介绍，很难称得上学术研究。19世纪的美国汉学基本以传教士为主体，这批人大都没有经过严格的学术训练；从1920年代开始美国逐渐培养出了自己的职业汉学家，顾立雅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1929年获得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此后在哈佛大学从事汉学研究，1932—1936年由哈佛燕京学社资助到北京进修，1936年出版了《中国之诞生》一书，成为西方学者第一部利用殷墟考古资料对商周史进行综合描述的著作。这样的知识背景和前期准备是以往研究孔子的西方学者所不具备的。顾立雅研究孔子的出发点是还原一个真实的孔子，而不是有关他的神话。他关注的中心是：孔子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其思想到底是怎样的？

顾立雅在选择史料时非常谨慎严格，他在附录中对于《论语》可靠性的辩证就是最好的说明，他认为《述而》“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章、《子罕》“凤鸟不至”章、《季氏》“邦君之妻”章以及《尧曰》首章等都是后人所加，不足信。他在使用《左传》、《史记·孔子世家》、《墨子》、《孟子》、《荀子》等史料时也都做了细致的考辨。但可惜顾立雅的考辨有时有点过犹不及。比如他极力否定孔子做过鲁国的司寇，因为《论语》中没有提到，《墨子·非儒》中提到了，但顾认为这一章是“后人附加”的，《孟子》提到此事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