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乾隆之利用机会，取缔许多书籍，则属事实。作者搜罗当时若干圣谕未经刊布者用以证明：（一）地方官吏奉令采访书籍之时，亦奉命搜查排满书籍；（二）在京师选辑四库书目者，同时亦编制禁书目录。故作者之意，《四库全书》之编纂，虽名为保存国粹，实别有用意存。作者欲证明其论调，列举若干材料以作左证。乾隆欲搜罗书籍，以供检查之意，可于一七七四年之上谕中窥见之（页三二至三三）。两广总督广东巡抚之奏折（页三十三），更可证明疆吏辅佐之态度。一七七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之上谕，则说明圣旨更为详尽。总之，自一七七二年至一七八八年间，吾人随时可寻得例证，证明编纂《四库全书》之双重作用，与其编者之双重责任。”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雷海宗和郭斌佳也毫不客气地指出了书中的问题，特别是翻译方面的一些错误（主要在第二部分）。如乾隆四十一年（1776）立《贰臣传》的上谕中有这样一段话：“此辈在《明史》既不容阑入，若于我朝国史因其略有事迹列名叙传，竟与开国时范文程承平时李光地等之纯一无疵者毫无辨别，亦非所以昭褒贬之义。”富路特将这段话翻译成：

Biographies of this group could not be put in the Ming history, but if they are included in our annals, since their actions deserve mention, along with the biographies of their contemporaries Fan Wen-ch'eng, Ch'eng P'ing-shih, and Li Kuang-ti, without any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noted, then no clear distinction is made between deserving and undeserving.（英文版154页）

这里的一个大错误在于将“承平时”翻译成了和范文程、李光地并列的人名，而不知道这是和“开国时”对应的一个时间概念。富路特在这样翻译时也显然有些迟疑，特别加了一条注释，说明自己在各种文献中都没有找到“承平时”这个人物的有关信息（I cannot find this worthy's claim to fame recorded anywhere）。这类翻译错误虽然难以完全避免，因为在雷海宗看来，即使读破万卷书的中国学者“也不敢自信对前代文字的句读有十足的把握”，但多少降低了富书第二部分的学术水准和使用价值。就第一部分和全书来说，郭斌佳认为“不失为一部博硕之作”。

富路特的博士论文是在北京写作的，得到多位中国学者的指点和帮助。在“前言”中他特别感谢了袁同礼、马鉴、马准、陈垣、郑振铎等学者。在正文的注释中，他也多次提及中国学者给予他的帮助，如陈垣在1932年5月曾经将自己一篇未刊的关于《四库全书》的文章借给他参考；1932年7月燕京大学历史教授洪业曾在和他的谈话中说明自己对乾隆禁书意图的理解；燕大国文系教授马鉴曾提示他《清稗类钞》中有关怡亲王收藏钱谦益书籍的材料。

回国后富路特和中国学者一直保持联系，并把他们的一些作品翻译成了英文，最值得一提的是两部：其一是顾颉刚的《明代文字狱祸考略》，原文发表于《东方杂志》第32卷第14期（1935年7月），译文A Study of Literary Persecution During the Ming则刊登在1938年12月出版的《哈佛亚洲学报》3、4期合刊上；其二是陈垣的《元西域人华化考》，原书出版于1923年，英文版Western and Central Asians in China under the Mongols：Their Transformation into Chinese于1966年问世。

原载2014年4月2日《中华读书报》

君子的勋业与行藏评狄百瑞《儒家的困境》

在中国历史上，可能没有哪本书比《论语》影响更大了。《论语》的魅力之所以经久不衰，并不在于它建立了什么完整的哲学体系，而在于它通过记述孔子的言行，展现了一个动人的君子形象。

“君子”的原意是指世袭贵族中的一员，但随着贵族阶级的没落，它转而指称那些立志通过培养个人的美德为公众服务的人；也就是说，此时的君子已从家世出身高贵的人转换为品德趣味高尚的人。《论语》中无论是孔子对自己还是他人对孔子的描述，都是使用这一后起的意义。

在整部《论语》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三个概念是仁、礼、学。“仁”代表完美的品德，是作为君子的首要条件，“君子去仁，恶乎成名？”（《里仁》）“礼”代表正确的行为方式，“不学礼，无以立。”（《季氏》）“学”最好理解，就是指治学、博学——孔子早在十五岁就“志于学”（《为政》）